黎族文身，歷史悠久。自漢代開始，已經有文字記載。在世界的民族族群中是一種罕見的文化現象。
文身，作為一種傳統文化，是黎族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存，是母權制的產物，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的藝術結晶，是黎族歷史上凝聚力、號召力、生命力的標誌。今天，黎族少數老年婦女身上還保留著文身的歷史印痕，這些用血肉彩繪出的斑斕圖畫，為黎族的歷史增添了璀璨的色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黎族婦女大體上不再沿襲文身的習俗了。
黎族，源於中國駱越人。中國早期典籍所記載的駱越族習俗，涵蓋了黎族;或者說，這些記載，至今還能看到殘留歷史印痕的，也只有黎族。
最早記載駱越族文身習俗的，是司馬遷的《史記》。《趙世家》在論到「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時，引稱海南島上黎族文身，說「剪髮文身，錯臂左衽」，是「甌越之民」，《索隱》引劉氏的話說：「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這裡，當時是以肯定的語氣，用文身這種特例來說明，對於「禮服」，不能強求一律，不同的地域，因為「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地域環境所形成的風俗，差異極大，無可厚非，包括文身。
東漢時，楊孚在《異物誌》中說：「儋耳，南方夷，生則鏤其頰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纍纍下垂至肩。」這段記載，是典籍中第一次將文身的線條體制及所文的身體部位加以描述。這種複雜的文身藝術，可以推斷出，在楊孚以前，已經有悠久的傳統。但楊孚所說的，人們文身的生活階段，則指為出生的時候。這與後來的說法不同。北魏的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引晉代王范的《交廣春秋》記載，說朱崖、儋耳二郡(按：當時實指整個海南島)，「皆殊種異類，被發雕身」。文中沒有指明文身是在人生中的什麼時候;但下文說：「女多嬌好，白皙，長髮，美鬢。」這顯然是說女子到了青春期。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文身是「女年及笄」，指女子可以盤發及笄的年齡，即成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也肯定了「女及笄黥頰」。
趙汝適《諸番志·海南》同樣認為「女子及笄即黥頰」。明清兩代的載籍，說法與宋代相同，只不過像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中換了一個說法：「女將欲字人」，或者像張慶長的《黎岐紀聞》說「女將嫁，面上刺花紋，涅以靛」。這樣看來，東漢楊孚說黎族是出生時文身，是不對的。
在宋代的典籍裡，提出了文身的另一個問題：以文身別貴賤。宋·樂史首先提出，文身時，豪富文多，貧賤文少，「但看文之多少，以別貴賤」。周去非說「婢使不繡」。關於這一點，清代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反駁說：過去以為黎女文身是美，多繡為貴，婢媵不得繡。這些說法，「皆非也!」
歷代記述黎族婦女文身的典籍不少，裡面所述，多是客觀記載，不加褒貶。但是，對於這種承傳幾千年的習俗，自東漢以來，時有主政者認為是陋習，規勸黎家婦女革除。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二月，「儋耳慕義貢獻」。據黃佐《廣東通志》載，同年，明帝拜僮尹儋耳太守，僮尹在規定「官吏毋貪珍賂」的同時，「勸諭其民毋鏤面頰」。
顯然，僮尹將老百姓的文身與官吏貪賂等同，都在革除之列，不同的是「勸諭」與「戒敕」罷了!「勸諭」的效果並沒有達到僮尹的目的，文身的習俗並沒改變，一直延續下來。到了明代，俞大猷《黎族圖說》中，也提到當時有「禁文身」的建議。民國初年，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文身。但屢禁不止：「自1924年以來，官廳佈告禁止，違者科罰，於是黎族青年婦女涅面者漸少。但在遠山窮谷地區，涅面文身者依然如故。」 20世紀30年代，撫黎分署又雷厲風行地嚴格禁止文身，也收效甚微!直到現在，在黎族聚居地的某些方言，個別健在的老年婦女中，還有的在臉上、胸上、手上和腿上繡著傳統的圖案。最為突出的個別現象，是東方市西方村有婦女在1963年還進行文身。作為黎族傳統文化，文身歷史悠久，也有其相對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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