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瓊枝是那個污濁世界中的奇人。她雖然沒有杜少卿那種禮樂救世的熱情與悲慼，也沒有市井奇人那「變徵之音」的遙深寄托，但在爭取人格獨立這點上，她比他們更勇毅卓絕。她可輕易地挫敗鹽商，卻無法征服那個社會。算上杜少卿五個男奇人與現實的矛盾只是觀念上的對立，並沒有多少具體的磨擦和鬥爭，只要他們有了那種人生追求，就可以自得其樂地貫徹到底。而瓊枝卻有具體的反抗對象，需要進行激烈的鬥爭才能保全自己的「真素」，兌現自己的追求。就這一點而言，沈瓊枝比他們更「奇」。
她身上包裹著一團不自知的時代精神——爭取人格獨立自由的心火，但她還只能依據那些既成的觀念、古已有之的「現成思路」進行叛逆性的思考。當她抗拒鹽商的婚騙時所標舉的道理只是「張耳之妻」 一類的名分思想，然而「衣冠人家」的女子又罕有她那種形式的逃婚之舉。同是逃婚，甚或同是因為不甘為妾而逃婚，但因個性不同方式也會不同，如果真是映現了一種時代精神，則蘊含著新的文化信息。
她的出逃是對「才女嫁俗商」 這一不公平的命運的反撥、矯正。她最不能接受的當是才女與俗商間的人生旨趣的牴牾。假如她得遇杜少卿那樣的「豪傑」，她也許就不計較「老大」「老二」的名分了。她事先是否知道「揚州宋府」是鹽商，作者語焉不詳，我們也不宜再作推測。作者清楚地交待了沈瓊枝對宋為富情趣、修養的蔑視：「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鑒，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這極虛的閒筆卻寫出了沈與宋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性水平，宋只為銅臭和縱慾而奮鬥，哪有人之雅趣?沈的物質財富貧乏至極，而精神上卻擁有高級情愫。宋是「粗鄙文化」的表徵，沈是「精緻文化」的表徵，也就是說宋過的是一種肉慾的人生，沈過的是審美的人生。正是如此，小妾的身份才使她從觀念到情感都感到是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一種完全徹底的侮辱。尤其可貴的是她的審美情志能轉化成鬥志，能通過自己的奮鬥、努力、冒險扭轉「乾坤」，而不是那種心境大於處境，言語代替行動，永遠不能現實地改變命運的所謂「雅人」。當她被幽閉起來時，唯有她的性格是她的朋友。她勇毅赤身擔當起一切，就是不肯屈服。
她很辣，對南京無賴子的調戲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跟「拿囮頭」的人「支支喳喳的嚷」。生活磨就了她「以惡抗惡」的風度。她不是「犯勿校」的儒者，而是自己保衛自己的豪宕的「俠女」。作者賦予了她獨立生存下去的力量，讓她在必要時能使出武術。這種潑辣，以及離開鹽商家時「穿了七條裙子」的舉動，都使她與那些同時有著新舊感覺、新舊觀念的內在衝突的悲劇性的性格有了遙遠的距離。她的性格也不是喜劇的，她身上沒有什麼不相稱的矛盾之處。
她，幹練機警，意志集中而堅決，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脾氣。與慣見的男人和女人中的畏葸、苟安大不相同，她是好鬥的，幾乎有些孫悟空式的「以戰為戲」的脾氣。她本來可以看見是娶妾的兆頭而不去，她之去既像成婚，又像是興問罪之師。還有興趣欣賞竹樹亭台、走廊月洞，安之若素，不憂不懼。最後帶有報復性的「將他那房裡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真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環，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儼然如趙雲闖敵陣，從容鎮靜，如入無人之境。
然而，她到南京靠「精工顧繡，寫扇作詩」謀生，雖然同樣是自食其力，卻比「四奇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和艱辛。不僅因為她有奇異的追求，而且因為她是個女的。作者通過武書的不斷變化的評論，逐層寫出了她在有些教養的人眼中的形象。如果她不追求人格獨立，在「開私門」的地方「開私門」，也就不可笑了! 「一個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平庸的好人也無法理解一個奇女子的情懷和艱難。武書終於承認「這個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邪貨，他卻不帶淫氣;若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她卻又不帶賤氣。看她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作者是故意用人物的評論完具對瓊枝的精神風貌的勾勒，這還是表象的勾勒。對瓊枝精神品格的評價，只有杜少卿有資格、有條件說得準確、深入：「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因為他不但自己追求人格獨立，也理解、支持別人的同樣性質的努力。他倆之間是「惺惺惜惺惺，好漢知好漢」。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契合，使二人成為陌路知己。在整部《外史》中與瓊枝「同氣連枝」者唯少卿一人而已。所以，這個幾乎是懷疑、蔑視一切男人的高傲的女性，終於在知己面前敞開了心扉，傾訴了滿腹悲酸：「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同樣是靠賣詩文為生的杜少卿，那四個靠「賤行」維持生計的市井奇人，只要不受名利誘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意志和人格狀態，她卻還得承受那個社會慣見的男人對女人的壓迫，調戲以至於欺凌，還得迎接隨時都可能到達的捕快。儘管她付出了比上述奇人多兩倍的努力，她的迅速消逝也是終不可避免的。
作者寫她的結局是真實而深刻的。杜少卿欽佩她，卻無力救援。她沒有、也不可能有更好的鬥爭武器，她因有「才」而追求人格獨立，從而捲入鬥爭，亦因有「才」而獲釋。假若她碰上的不是袁枚般的風流才子型的知縣，而是古板的一絲不苟地公正地體現那個社會的法律原則的清官海瑞，她的命運也難以逆料、難以樂觀，更莫說碰上王惠那樣的「能員」了。這更反襯了她的堅毅果敢，她的奇行俠骨。她的性格很單純，完全受她全部內在的天性所左右，對那個社會始終抱著闖著瞧的探索姿態。僅此一點，瓊枝就是令人敬佩、令人羨慕的，令那些奴性的男女能夠忍受任何緩慢而均勻的壓迫的柔弱人種汗顏的了。
魯迅說娜拉走後，要麼餓死，要麼回來。瓊枝呢，不會餓死的，她能自食其力，但她還是被「押解江都縣」，可能被「斷還伊父，另行擇婚」。就算是勝利，也是極偶然的勝利。何況終究還是個未卜，這個未卜也包含她的未來的丈夫是個什麼樣的丈夫。她的這個結局，再次讓我們看到《外史》的一個卓異立意：它既不是糾紛喜劇，也不是性格喜劇，而是生活戲劇。作者之所以讓各色人等只領風騷兩三回，就是因為他關注的更是那不受任何劇中人所左右的共通的生活背景。這個生活舞台，給予沈瓊枝的只有狹窄、低矮和氣悶。這塊土地，既不懲罰惡棍，也不處分被害人。這個環境就是這樣，人無法在其中獲得完滿而正常的發展。它是沉默的，只允許沉默的靈魂合法的「自由」的走動。有的因越位而串演了喜劇，匡超人、牛浦就是：有的因「越軌」而承擔起悲劇，杜少卿、沈瓊枝便是啟示性的顯例。而作者又告訴人們：不越軌就是沉淪，越位者是犯了方向性錯誤，而那些認同了環境的沉默的靈魂，連同那環境本身不是木乃伊麼?
一部《外史》幾乎是一個「博喻」。用不同姓名、不同個性的不同歷程，反覆地譬喻一個中心。許多人物都可以說是其「中心」的比喻性人物，他們既有鮮明的個性色彩，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會的普遍性。如范進、馬二、魯氏父女都是映照揭發八股舉業的「喻象」。並非喜劇形象的遲衡山、莊紹光、虞育德等賢人「互見而相賅」，共同表達了作者的賢人政治的理想，是這個中心的「喻象」。三大名士集團更是自成段落，沽譽邀名，表現出寄生性格生存之荒謬感。諸喻象群之間又「激射回互，旁見側出」，「以完作者考鏡之意」(劉鹹炘《小說裁論》)。唯獨沈瓊枝是奇花獨放，同氣連枝者有之，而同類相形者並不明顯。這並不僅僅因為她是個女的。或曰：「雲仙，豪傑也;瓊枝，亦豪傑也。雲仙之屈從於下僚，瓊枝之陷身於傖父，境雖不同，而歌泣之情懷則一。作者直欲收兩副淚眼，而作同聲之一哭矣」(閒齋老人評語)。這，解釋作者傾注的感情是準確而深刻的，但沈與肖並不是「器等」的人，形象的蘊含沒有相似之處。或曰：「鳳與沈，類也」(劉鹹炘《小說裁論》)。將鳳四與瓊枝並舉，這當然對沈很有貶損。於是，又有新說：沈瓊枝乃中國之娜拉。評價可謂高矣，然又高得難以置信，遂成擠出來的誇張。論者責備作者沒將這個形象寫足，使中國的娜拉遜了色。其實，中國當時根本就沒有跑出娜拉的土壤，作者能寫出個沈瓊枝已是一個有相當民主思想的發現了。我們想想上述在她前後左右的各類「喻象」便知道她表現出來的那份「奇」是多麼不容易出現的一個很有前途的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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