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貢獻
法顯在臨終前的七年多時間裡，一直緊張艱苦地進行著翻譯經典的工作，共譯出了經典六部六十三卷，計一萬多言。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後來的中國佛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抓緊譯經的同時，法顯還將自己西行取經的見聞寫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國記》。
《佛國記》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別名有《法顯行傳》、《法顯傳》、《歷游天竺紀傳》、《佛游天竺記》等。它在世界學術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不僅是一部傳記文學的傑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是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史料。法顯去印度時，正是印度史上的黃金時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時代，關於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統的文獻記載，超日王時的歷史，只有依靠《佛國記》來補充。中國西域地區的鄯善、于闐、龜茲等古國，湮滅已久，傳記無存，《佛國記》中所記載的這些地區的情形，可以彌補史書的不足。《佛國記》還詳盡地記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跡和僧侶生活，因而後來被佛教徒們作為佛學典籍著錄引用。此外，《佛國記》也是中國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國與印度、波斯等國的海上貿易，早在東漢時期已經開始，而史書上卻沒有關於海風和航船的具體記述。《佛國記》對信風和航船的詳細描述和系統記載，成為中國最早的記錄。
人物軼事
法顯性情純厚。有一次，他與同伴數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窮人來搶奪他們的糧食。諸沙彌嚇得爭相逃奔，只有法顯一個人站著未動。他對那些搶糧食的人說：「你們如果需要糧食，就隨意拿吧!只是你們現在這樣貧窮，正因為過去不佈施所致。如果搶奪他人糧食，恐怕來世會更窮。貧僧真為你們擔憂啊!」說完，他從容還寺，而那些搶糧的人竟被他說服，棄糧而去。這件事使寺中僧眾數百人莫不歎服。
《祐錄》原文：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法顯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饑賊欲奪其谷。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君欲須谷，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佈施，故此生饑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僧預為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谷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歎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
後世評價
法顯以年過花甲的高齡，完成了穿行亞洲大陸又經南洋海路歸國的遠途陸海旅行的驚人壯舉，他留下的傑作《佛國記》，不僅在佛教界受到稱譽，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唐代名僧義淨說：「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他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近代學者梁啟超說：「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繼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斯里蘭卡史學家尼古拉斯·沙勒說：「人們知道訪問過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的第一個名字是法顯。」他還把《佛國記》中關於耶婆提的描述稱為「中國關於印度尼西亞第一次比較詳細的記載」。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把《佛國記》譽為西域探險家及印度佛跡調查者的指南。印度學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稱讚說：「中國的旅行家，如法顯和玄奘，給我們留下有關印度的寶貴記載。」
影響
法顯的功績主要在於取經和翻譯。他攜歸和翻譯的經歷代經錄都有著錄，請參閱《祐錄》卷二以及其他經錄，這裡不再臚列。但是他寫的《法顯傳》對於世界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他的翻譯對於中國的影響。《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比如《佛游天竺記》、《釋法顯行傳》、《歷游天竺記》、《佛國記》、《歷游天竺記傳》、《釋法顯游天竺記》、《佛游天竺本記》、《釋法明游天竺記》、《法明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法顯記》等等，名稱固繁，版本亦多(請參閱章巽前引書，頁13—24)。《法顯傳》在國際上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它的外文譯本之多上。根據章巽的統計(見同上書，頁30)，共有英譯本三，譯者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譯本三，譯者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1935)、《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研究》(1940)和長澤和俊(1970)。既然有了這樣多的譯本，那就必然有相應多的影響。
專門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於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評價
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折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向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這時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見《高僧傳》卷四;於法蘭，見同上書、卷;竺佛念，見《高僧傳》卷一;慧常、進行、慧辯、見道安;《合光贊放光隨略解》;慧叡，見《高僧傳》卷七;支法領、法淨，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慧達，見《法顯傳》、《祐錄》卷十五《法顯傳》、《智嚴傳》、《寶雲傳》;曇學、威德等八人，見《祐錄》卷九;僧純、曇充、道曼，見《祐錄》卷十一;智猛與曇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法勇、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共師友二十九人，見《名僧傳抄》;僧表，見同上書;法維;道普。
在所有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顯無疑是最突出的一個。這裡所謂「突出」，歸納起來約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顯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遠。
在法顯以前，在漢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張騫和甘英，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到的地方很遠，很遠;但是法顯到的地方，他們卻沒有到過。這一點《高僧傳》、《法顯傳》和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三都指出：「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見50，337c 和55，507c)這對於中國人民對外開闊視野、認識外國，當然會有極大的幫助。其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二)法顯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尋求正法，其最終目的地當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顯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幾乎沒有。湯用彤先生說：「故海陸並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380 頁)這件事情本身意義就很重要。法顯以後，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逐漸多起來了。
(三)法顯攜歸翻譯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顯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尋求戒律。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確實尋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歸國後，他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湯用彤先生認為這是法顯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對於中國當時的僧伽來說，宛如及時的春雨，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四)法顯對大乘教義發展和頓悟學說的興起起了作用。
世界宗教的發展是有共同規律的。這個規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來表述：用越來越少的努力(勞動)得到越來越大的宗教滿足。人類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這並不完全來自階級壓迫，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人並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事實。
這個規律適用於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專就印度佛教而論，由小乘向大乘的過渡就是這個規律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頓悟學說的興起，其背後也是這個規律。小乘講漸悟，講個人努力，也並不答應每個人都能成佛，換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個人努力。如果每個人都努力去成佛，生產力必然受到破壞，社會就不能存在。這是絕對不行的。大乘在中國提倡頓悟成佛，講虔誠信仰，只需虔心供養，口宣佛號，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輕鬆愜意!這樣既然滿足宗教需要，又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佛教憑借了這種適應性，終於得到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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