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是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知識界一部足以反映時代風貌的學術巨著，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和思想家顧炎武，《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是作者積三十餘年心力編次而成的，旨在資治，「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於《日知錄》的評價是：「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其實，《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
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日知錄》中，顧炎武強調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
《日知錄》體現了顧炎武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啟超認為：「論清學開山之祖，捨亭林沒有第二人。」後人仍常用顧炎武「採銅於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