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兩千年封建中國的帝王教父選項，世人均以為非儒學創始人孔子莫屬，但是，古今奇觀的明眼人早就看透另有其人。這個人的教義一直比「原教旨」儒學發揮更久遠的現實作用，此人才是橫亙中國王朝兩千年的真正教父。
他就是「整合大師」荀子。
荀子對中國王道的貢獻，就像漢武帝劉徹對秦始皇的「修正」一樣。秦始皇奠定的封建君主制沒有一個標準的「國道」，而劉徹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下子就把孔子及其仁道提升到「國道」高度。
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言，荀子和劉徹一樣，實可謂「整合大師」。
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過教育」、唱響「牧羊曲」來解決君王「萬年帝祚」問題。然而，中國大都君主不是宋襄公，他們對單純的說教不感興趣，比起說教來，他們更迷信武力。當然，單純迷戀武力，也會出現秦始皇那樣的政權短命悲劇。那麼，有沒有將「武力和說教」結合一起的統治之術呢?
荀子生逢其時。
荀子號稱「先秦最後一個儒家大師」，荀版儒教「青出於藍勝於藍」，是一門名副其實的「經世致用」學問。
荀子的貢獻，在於給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王道「實用手冊」。他在著書立說時尚無「法家」，然而他發現：儒家與酷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於是給出了中國式王道的標準答案——禮法兼施、王霸統一。這就是「內聖外王」的中原王道「源代碼」。
大家都知道，荀子門下有一個高徒，名喚韓非子。這個師從儒家的高徒，後來卻成為法家鼻祖。法家出自儒門，有的人大為不解，其實這恰恰是兩家暗合的鐵證——為君主「御民」異曲同工。荀子師徒二人對人性的認識大同小異，他們都堅信「人性惡」，都認為「人人不是好東西」，帝王對百姓就應該「下手狠一點」。所以，荀子可謂與法家暗通款曲的儒家大師，而法家創始人韓非子也算不上背叛師門。
韓非子對老師心領神會，但是他還是缺少老師的城府，極端地發展了荀子的「王道論」。在「霸力」這點上，韓非子比老師的走得還遠些，他提出了以嚴刑厲法為中心的政治之術，將中國君主的「狼相」極力張揚。
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立制的秦始皇，他的「第一教父」就是韓非子，據傳這位「祖狼」看了「韓教父」的大作《韓非子》，曾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的感歎。
後有人言：隨著暴秦的滅亡，韓非子思想破產了。我說不，老韓一直活在中國帝王的心中。法家的「強國弱民」是中國皇帝的核心之術，兩千年封建社會，中國無論國家強弱，都何曾有過「強民」?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這些論調，貫穿二十四史，從未過時。
只不過中國的帝王是何等詭道之人，他們懂得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老韓這把「帝王殺人刀」，需要孔孟這套「刀鞘」——於是，荀學應運而生。
漢武帝在宣佈「獨尊儒術」的同時，內心應該還是忘不了韓非子，「明儒實法」其實是回到了荀子的軌道。對本國臣民，與其盡顯狼相，不如自修為「披著羊皮的狼」——仁在其表、狼在其裡，更利「萬年帝祚」。
對於帝王及其教父本質，晚晴維新派領袖譚嗣同一語道破：「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
譚嗣同指出：中華文明衰落，其根本在於教義。他給出了藥方：「夫欲變法，必先變教」。如果中國要變法圖強，那麼就要先摒棄秦政與荀教。
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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