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是北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也是文學家、思想家。他在文學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晚年時期的詩風重煉意，又重修辭，被稱為「王荊公體」。下面跟本站小編一起瞭解一下王安石所作的《明妃曲二首·其二》吧。
明妃曲二首·其二
王安石 〔宋代〕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胡恩 一作：胡自)
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譯文及註釋
譯文
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身旁上百兩的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
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只能將自己的心語寄托於琵琶聲中。
黃金桿撥撥動琴弦，彈出美妙聲音，彈起琵琶仰望空中飛鴻勸著胡酒。
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
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胡人之恩還要更深，人生的歡樂在於心與心相知。
可憐王昭君的青塚已經荒蕪埋沒，還是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
註釋
「氈車」句：寫匈奴派了大隊胡姬來接昭君。《詩經·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寫貴族女子出 嫁，陪從很多。兩：同輛。
桿撥：彈琵琶的工具。
春風手：形容手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漢宮侍女：指陪昭君遠嫁的漢官女。
青塚：杜甫詩中有「獨留青塚向黃昏」及「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諸句，此用其意。相傳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塚，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創作背景
本首詩是組詩中的第二首。這組詩作於公元1059年(嘉祐四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後。當時，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皆寫有和詩。
北宋時，遼國、西夏「交侵，歲幣百萬」(趙翼《廿二史札記》)。自景祐年間(1034—1038)以來，「西(夏)事尤棘」。當時的施宜生、張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遼、夏，為遼、夏出謀獻策，造成宋的邊患。詩人們借漢言宋，想到明妃。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作的。
賞析
這首詩描寫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並委曲深入地刻畫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義，塑造了一個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詩語言矜煉深雅，纏綿婉麗，藝術手法多樣，風格鮮明獨特。作品命題新穎，遭致紛紛議論，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慾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於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通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著，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
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於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恩」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
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
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並非「知心」。
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范沖「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註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范沖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後人也有教育意義。
《明妃曲二首》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於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佈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於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並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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