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是中國一個古老的民族傳統節日——端午節，這也是中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在民間傳說中，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屈原，這一說法流傳甚廣。下面跟本站小編一起瞭解一下吧。
「端午」一詞最早出現於西晉名臣周處的《風土記》：「仲夏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與夏至同。」端，古漢語有開頭、初始的意思，稱「端五」也即「初五」。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端，物初生之題也」，即說端為初的意思，因此五月初五被稱為「端五節」。元代陳元靚《歲時廣記》說：「京師市塵人，以五月初一為端一，初二為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
端午節自先秦以來就是我國漢族人民的傳統節日。這一天必不可少的習俗就有：吃粽子，賽龍舟，掛菖蒲、艾葉，薰蒼朮、白芷，喝雄黃酒等。據說，掛菖蒲、艾葉，薰蒼朮、白芷，喝雄黃酒，是為了壓邪;而吃粽子和賽龍舟，是為了紀念屈原，所以解放後曾把端午節定名為「詩人節」，以紀念屈原。
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
在我國歷史上，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屈原的說法已經有1500多年的歷史了。相傳，屈原投汨羅江後，當地百姓聞訊馬上划船撈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終不見屈原的屍體。那時，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彙集在岸邊的亭子旁。當人們得知是為了打撈賢臣屈大夫時，再次冒雨出動，爭相劃進茫茫的洞庭湖。為了寄托哀思，人們盪舟江河之上，此後才逐漸發展成為龍舟競賽。百姓們又怕江河裡的魚吃掉他的身體，就紛紛回家拿來米團投入江中，以免魚蝦糟蹋屈原的屍體，後來就成了吃粽子的習俗。
就這樣，端午節就變成了一個富有詩意和愛國傳統的節日。而屈原那種堅貞求索、不屈不撓的品質，就是我們對端午節最廣泛的精神寄托，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家國情懷的底色。因此，在千百年來，憂國憂民的屈原成了後世文人的楷模，成了愛國詩人的典範，成了萬世景仰的豐碑。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居於其一。這樣的歷史人物，自古以來歌之者當然不少，如李白和他的《江上吟》。
《江上吟》
〔唐代〕李白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
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李白這首《江上吟》雖然沒有直接寫端午龍舟競舟，卻是江上泛舟，實際上是李白向前輩屈原的致敬之作，一句「屈平辭賦懸日月」可窺探作者對屈原的尊敬!「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作者唾棄功名富貴的背後是對「世途迫隘」的無奈與歎息!
開頭「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四句，雖是江上之遊的即景，但並非如實的記敘，而是經過誇飾的、理想化的具體描寫，展現出華麗的色彩，有一種超世絕塵的氣氛。
「木蘭之枻沙棠舟」，是珍貴而神奇的木料製成的：「玉簫金管坐兩頭」，樂器的精美可以想像吹奏的不同凡響：「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見酒量之富，酒興之豪：「載妓隨波任去留」，極寫遊樂的酣暢恣適。
總之，這江上之舟是足以盡詩酒之興，極聲色之娛的，是一個超越了紛濁的現實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接著「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四句，前二句承上，是對江上泛舟行樂的肯定讚揚，後兩句啟下，揭示對理想生活的嚮往。仙人還要等待黃鶴飛天，而我泛舟江上，其樂無窮，無心追隨白鷗而去。表現詩人對人世間的功名富貴，不屑一顧。
此時詩人正泛舟江漢之間，自然會想到屈原和楚王，忠心愛國的屈原被放逐，投汨羅江而死，而他留下的詩篇卻可與日月爭光，楚王荒淫無道，終招亡國，宮觀台榭早已成了荒涼的山丘。
結尾「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四句，從正反兩方面對「屈平詞賦」一聯作進一步的深化和發揮。
「興酣」兩句承屈平詞賦來說，回應開篇的江上泛舟，表達了想要以詞章不朽的強烈願望。詩人詩興濃烈，落筆之際氣勢磅礡，雄健無敵，可以撼動山嶽;詩成後傲然卓立，闊大的胸襟可以凌駕江海之上。
這兩句風格雄健豪邁，表現了作者對自己文學才能的高度自信，活畫出詩人興會飆舉，飲酒賦詩時的氣吞山河、傲岸不群的神態，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
結尾兩句承楚王台榭來說，把詩人激昂放曠的「笑傲」情態進一步具體化、形象化。詩人從反面著筆，以漢水西流這一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喻，來說明功名富貴不能長在，加強了否定的力度，其中包含著對現實社會的尖銳嘲諷和決然蔑棄，表現了詩人藐視統治者及其權勢富貴的孤傲精神。
李白這首詩共十二句，形象鮮明，感情激揚，氣勢豪放，音調瀏亮，一氣呵成。而從全詩的結構組織來看，它綿密工巧，獨具匠心。開頭是色彩絢爛的形象描寫，把讀者引入一個不尋常的世界。中間兩聯，詩意正反相生，擴大了詩的容量，詩筆跌宕多姿。結尾四句，強調誇張，感情更加激昂，酣暢恣肆，顯出不盡的力量，打動讀者的心田。
所以，明末清初學者唐汝詢講這首詩的主題的時候說：「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樂也。」(《唐詩解》卷十三)，而清人王琦講這首詩的藝術結構時說：「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慘淡經營，恐非鬥酒百篇時所能構耳」(《李太白全集》卷七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