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是我國先秦兵家的重要著作。相傳為戰國時吳起所著。《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著錄為「《吳起兵法》一卷。」宋代目錄著錄為《吳子》。清代以來,姚鼐、姚際恆、章炳麟和郭沫若等都認為該書是後人之偽作。近年有的學者認為,傳世的《吳子》是戰國時《吳起兵法》(或稱《吳起》)留傳下來的部分內容。它在流傳過程中,經過歷代多次整理,直至北宋元豐年間才定型為今本。《吳子》現存版本較多,著名的叢書中都有收入,如四庫全書、平津館叢書、長恩書室叢書、半畝園叢書、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諸子集成和四部備要等,但大多源於北宋元豐年間編訂的《武經七書》本。此外,還有《孫子》或《司馬法》合刊本和單行本,如光緒十五年 (1889)浙江書局刊本《孫吳司馬法》(孫星衍輯)、菊坡精舍刻本和1935年9月上海大眾石印本等。
吳起(約前440—前381),衛國左氏(今山東曹縣西北)人,戰國前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政治家、軍事家,歷任魯國將軍、魏國大將,善用兵,屢建戰功,被魏文侯任為西河郡守。文侯死後,吳起遭到陷害,逃奔至楚國,初為宛(今河南南陽)守,不久任令尹,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推行 「明法審令」、「要在強兵」、「廢公族疏遠者」、「捐不急之官」等措施,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擴大了楚的疆域。吳起不僅善用兵、料敵制勝,而且善治軍、重賞罰,取信於民,史稱其「愛兵如子」,能與士卒分勞苦,甚至親吮士卒之疽毒,以換取士卒的「感恩」報效。因而,他治理訓練的軍隊,紀律嚴明、勇敢善戰。特別是由他主持建立的魏國常備兵「武卒」,經過嚴格地考核、挑選,十分精銳。魏國依靠這支常備軍在戰國初年曾一度強大。吳起在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並予以系統地闡述。據史載,吳起留有《兵法》之外,還曾撰有《吳起玉帳陰符》3卷,《吳起教戰法》等兵書,均已失傳。
今本 《吳子》共6篇,篇目分別為 《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計約4.800餘字。該書內容十分豐富。它用吳起與魏文侯的問答形式,從戰爭觀、作戰思想、指揮藝術和建軍治兵方法等方面,揭示了吳起的軍事思想,同時也反映出戰國時期社會激烈變動的若干特點。
在戰爭觀方面,《吳子》對戰爭的性質進行了探討。它將戰爭的起因歸結為五種:「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由此還將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吳子》認為「禁暴救亂曰義,悖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對待這些不同性質的戰爭應採取不同的態度和方略,「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這些論點雖不乏片面之處,但在古代確是獨到的見解,表明古人對戰爭問題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飛躍,比《孫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戰爭理論體系。
《吳子》主張維護其所謂「正義」的戰爭,同時又主張戰爭應適應社會變革的趨勢,即「合道」、「合義」,軍事與政治二者不可偏廢,並認識到兩者內在的聯繫,明確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所謂「文德」,即統治階級的政治。《吳子》將其概括為 「四德」:「道」、「義」、「謀」、「要」,認為「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要以此「四德」治國治軍,「教百姓而親萬民」,達到全國上下,軍內軍外的一致性,只有「和」才能從事戰爭並取得勝利。可以說,「文德」「武備」並重的主張,是《吳子》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主要闡述於《圖國》篇,並貫穿於全書之中。
在作戰指揮藝術方面,《吳子》強調戰備,慎戰、料敵、擇機等要領。提出 「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只有提高警惕,加強戰爭準備,才可能抑制戰爭。戰爭爆發後,也不可好戰而盲目地從事戰爭,必須對敵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情風俗和文化等條件作基本考察,尤其要對敵軍的素質、陣法特點諸方面的優劣情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和判斷,才能制定出具體的作戰指導方針和作戰原則。《吳子》的作者在戰爭實踐中還總結、提煉出可以 「擊之勿疑」的8種情況,「避之勿疑」的6種情況以及「可擊之道」的13種情況。詳細論列了選擇戰機的問題,比《孫子·相敵》篇中列舉敵軍在戰場上出現的三十多種現象,歸納得更為科學。此外,《吳子》在料敵的基礎上,提出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等作戰原則,對於今天的戰爭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吳子》還特別強調審時度勢、以地利制敵和隨機應變的戰法。如敵眾我寡,就應 「避之於易、邀之於厄」,指出 「以一當十,莫善於厄,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只有利用狹小險阻的地形條件,才能憑險以寡擊眾、截擊強敵於厄路之間,出奇致勝。又如對於佔有有利地形、工事堅固、糧餉充裕而難於與之長期相持之敵,則宜實施車、騎、步兵協同作戰、分進合擊、使敵「莫知所加」,然後以攻堅戰配合偷襲的戰法取勝。這就是所謂以我之變,迫敵就範的「擊強之道」。可見,該書主張集中優勢兵力和機動作戰的原則,發展了《孫子》的軍事思想。此外,《吳子》還指出了以快應變、先機制敵、設伏應變、為奇制敵、待敵之變、以變勝敵等多種作戰方法。這些內容多闡述於《料敵》 與 《應變》兩篇之中。
在治軍思想方面,《吳子》重視軍隊素質,提出兵「不在寡眾,而在於精,以治為勝」的主張。認為治軍關鍵在於法令明、賞罰信,同時要進行嚴格訓練。在練兵的內容、方式、方法和要求上,《吳子》提出按照士兵具體條件分別使用不同的兵器,按不同編製裝備進行軍隊編組,按不同編組進行訓練,使 「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弱者給廝養,勇者持金鼓,智者為謀主。」反映了戰國時新出現的鐵兵器和遠射兵器在戰爭中的運用。它還主張「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重點傳授與互教互學相結合的訓練方法,對後世練兵方式有很深的影響。
《吳子》還特別重視將領的素質,認為為將的標準是 「總文武」、「兼剛柔」。將領必須具備 「五慎」: 有「治眾如治寡」的治軍才能為「理」;有 「出門如見敵」的敵情觀念為 「備」;有 「臨敵不懷生」的獻身精神為「果」; 有 「雖克如始戰」的謹慎態度為 「戒」; 有 「法令省而不煩」的管理本領為 「約」。同時,將領還應把握 「四機」: 即 「氣機」 (士氣)、「地機」 (地形)、「事機」(謀略)、「力機」(戰鬥力)。而作為 「良將」,則更應有 「威」、「德」、「仁」、「勇」的條件,才能做到發號施令「下不敢犯」,指揮作戰「寇不敢敵」。這些內容多在 《治兵》、《論將》、《勵士》等篇中闡述。
《吳子》很早就與《孫子兵法》齊名。《韓非子·五蠹》: 「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而《吳子》對戰爭性質的初步分析、治軍原則和一些戰略戰術思想,除仍具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外,又在《孫子》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該書在北宋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將校所必讀的武學教科書,頗受重視。從唐代起,《吳子》就流傳於海外,現已譯成日、英、法、德等多種文字,成為世界軍事理論寶庫中的重要文獻。
古代研究 《吳子》的著述多為文字訓詁和詮解之作。主要有配合 《武經七書》而編寫的宋施子美 《講義》、明劉寅 《直解》、清朱墉 《匯解》,在學術界影響較大。此外,黃榜的 《考注》、李清的 《集注》、沈際飛的 《合箋》、李樗的注本、王士騏的評釋本等不一一具論。民國以後,特別是建國以來,學術界在繼續註釋的基礎上,又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高文等的《 〈吳子〉 真偽考》 (載於 《開封師院學報》1977年第5期)及《〈吳子〉考補證》(載於《學術研究輯刊》1980年第2期),主要就《吳子》是否偽書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考證工作。專門研究《吳子》軍事思想的論著有徐勇等《〈吳子兵法〉及其軍事思想》(載於《思想戰線》1987年第3期)、吳如嵩 《論 〈吳子〉 的軍事思想》 (載於《軍事史林》1987年第6期)等。李碩之、王式金合著《吳子淺說》則是一部系統研究《吳子》及其作者的專著,內容豐富,通俗易懂,可供各層次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