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寒堂詩話》是南宋張戒所著詩話著作。該書全本已亡佚,舊存僅1卷。清乾隆年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據《永樂大典》輯出;復益以 《說郛》本所有各條,厘為上下2卷。近人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所收西北書局所刊 《勵志齋叢書》本即據此本。
張戒,生卒年不詳。字定復,一字定夫。正平(今山西新絳縣) 人,宣和六年 (1124) 進士。紹興五年(1135) 以趙鼎薦授國子監丞,官終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論事切直,為高宗所知,其言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裡,以戰為不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而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卒與趙鼎並逐,蓋亦鯁亮之上也。」
今存《歲寒堂詩話》上下2卷,上卷以探討詩歌創作理論為主,兼評歷代詩人詩作,全面闡述了作者論詩主張; 下卷集中評論杜甫詩作,推杜詩為詩之極致。
張戒論詩,主張以言志為本。他說:「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如果詠物而有興托,不是專意詠物,而能為言志服務,仍然是好詩。其所反對的,是潘岳、陸機以後那些沒有言志內容,專意詠物,片面追求形式技巧,雕鐫刻鏤之工的作品,認為這類作品完全失去了詩人的本旨。言志詠物兼而有之的乃是李白與杜甫。他說: 「至於李、杜,尤不可輕議。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雖奇逸,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 《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於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
在主張以言志為本的同時,作者又強調「思無邪」的重要意義。他說: 「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指孔子的 「思無邪」說) 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他認為從建安到近世詩人,思無邪者只有陶淵明和杜甫,其餘皆不免落邪思。他認為正邪不在於內容是否涉及「婦人」,像黃庭堅「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因此把黃庭堅與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並稱之為 「邪思之尤者」。
張戒極力標舉杜甫,矛頭主要是指向當時在詩壇上佔統治地位的蘇黃詩風。他認為杜詩「雄姿傑出,千古獨步」,不但內容充實,而且形式優美,風格多樣,非他人所能及。其所以尊崇杜詩,更重要的還在於杜詩忠君憂國的思想內容。他說:「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而世無知者,雖同學翁亦頗笑之,故 『浩歌彌激烈』,『沈飲聊自遣』也。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讀其詩,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元稹認為李白不如杜甫的地方是在「鋪陳始終,排比聲韻」一類的形式方面,張戒則認為杜甫「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尊杜學杜,必須學習杜甫創作精神,若只注重其形式技巧,尋求經驗和規律爭奇制勝,就違背了杜甫創作方向。作者據此批評了蘇黃詩風:「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蘇黃「以議論作詩」,「專以補綴奇字」,不重視情意,而只求用事之博、押韻之工,違反了詩以言志為本的宗旨。他說:「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
在詩歌表現方法上,張戒主張涵蓄蘊藉的境界,反對淺露直白。抒發情志必須是「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但又要「情在詞外,狀溢目前」,以「不迫不露」為貴。他不滿於元、白、張籍,是因為他們「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他們「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太露則詩格就卑,那麼像蘇黃二人,一個發洩無餘,一個刻畫過甚,當然更是他所反對的了。
張戒《歲寒堂詩話》出現在蘇、黃詩風盛行之時,他的批評頗中要害,許多重要觀點對嚴羽詩論有直接啟發,足為先聲。如其所謂「蘇、黃用事押韻欲之工,乃詩人中一害」,又說「子瞻以議論為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即嚴羽《滄浪詩話》「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之意;詩既壞於蘇、黃,於是又指出轉變與補救之途,以為「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此又為嚴羽所謂「取法乎上」之意。但必須指出,張戒論詩,是以儒家正統思想為指導,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尊崇杜甫,但在具體評論中又多有迂腐之談,對蘇、黃的批評亦有過激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