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藪》是評論歷代詩歌的詩話著作,明胡應麟著。通行本有清末廣雅書局刊本,附刻於《少室山房筆叢》後,但非足本,缺外編宋、元兩卷和續編兩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為最早,惜為殘本,僅內編古體3卷,外編周漢、六朝、唐上3卷。南京圖書館藏日本貞享三年丙寅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刊明本較全。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據此本並校補廣雅書局刊本標點排印出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用胡氏原刊本和朝鮮舊刊本校補,出版了新1版。
胡應麟 (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浙江蘭溪人。萬曆年間中舉,久試進士不第,遂築室山中,以讀書著述為業。胡氏廣涉書史,學識淵博,著有《少室山房類稿》、《少室山房筆叢》及 《詩藪》。
《詩藪》共20卷,約20萬言。全書共分4編,其中內編6卷,以體為序,分論自雜言至絕句的古近體詩;外編6卷,以時代為序,分論自周至元各代詩;雜編6卷,「遺逸」、「閏余」各佔3卷,為內外二編補遺;續編2卷,論及明洪武至嘉靖年間詩作。
《詩藪》大要秉承王世貞兄弟 《藝苑卮言》和 《藝圃擷余》論詩主旨,提倡體格聲調與興像風神。其論詩主張要為兩方面:
一、尚格而主變。《內編》卷1言: 「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鹹臻厥美。……《風》《雅》之規,典則居要; 《離騷》之致,深永為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途也。」又說: 「四言變而 《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 《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這是胡應麟論詩的主旨。他一方面認為古代詩歌體以代變,另一方面又指出格以代降。「體以代變」,意為時代不同,詩體亦因此而變。內編6卷,分體論詩,系統地闡述了古代詩歌各體源流,品評各體代表詩作,注重對藝術特徵和創作規律的探討。「格以代降」指從《詩經》到唐詩,每一時代都有自己的詩格,而詩格隨著時代的推進卻每況愈下。既然「格以代降」,詩歌創作的振興繁盛,出路即在復古。
二、尚法而重悟。《內編》卷5說: 「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像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像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像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像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鑒濁流,求睹二者?故法所當先,而悟不容強也。」所論主旨在倡格調而兼神韻,認為詩歌創作應力求達到 「法」與「悟」的統一。所謂「法」亦即 「體格聲調」;「悟」則為 「興像風神」即 「神韻」。胡氏發揮嚴羽 《滄浪詩話》鏡花水月之喻,將其建立在格調說的基礎上,既不贊成只求 「悟」而棄 「法」,也不同意擬則前人,而是將二者巧為調合,既強調詩歌必須骨肉、氣韻、意象、聲色俱存,而不應該像宋人那樣,「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並亡之矣。」( 《內編》卷4)只有 「筋骨立於中,肌肉榮於外,色澤神韻充溢其間」,方能達到 「詩之美善備」 ( 《外編》卷5) 之境界。胡氏以格調兼神韻作為詩歌批評的標準,標舉漢魏盛唐,於李、杜更是讚頌備至,稱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匯」( 《內編》卷4)。
《詩藪》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古代各體詩的源流,注重對各種詩體藝術特徵和創作規律的探討,在對詩人及作品的評論中多有精闢見解; 主張尚格和主變的統一、尚法和重悟的統一,並在明代詩歌論壇上首次倡導以神韻論詩,力求於復古之基礎上有所創造。這在文學批評史上有較為重要的貢獻。此外,在搜集、記述歷代詩人、詩作及詩論方面內容十分豐富,對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亦有較大的資料價值。但是應該看到,其將格調與神韻巧為調和,畢竟未能完全脫盡「前後七子」復古論調的窠臼,主變又萬變不離復古之宗。郭紹虞認為: 「明人復古,卻正以復古為變。這在復古運動上找到嶄新的理論,又是他(胡應麟)的巧為調和之一。一般反對復古論者都以『變』為中心,而他卻於變的理論上建立他的復古論。」 (《中國文學批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