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詩話》是系統論述詩歌藝術理論的詩話著作。南宋嚴羽著。原書為1卷,向來多附刻於詩集《滄浪吟卷》(現存以明正德間尹嗣宗刊本為最早)或《滄浪集》,其單行本被收入近20種叢書,諸本大率相同,惟末附《答吳景仙書》間有刪去者。主要注本有:胡鑒《滄浪詩話注》,重在所論之詩的采輯及詩人時代仕履;胡才甫《滄浪詩話箋注》,除採用胡鑒注外,兼釋詞義,並引後人申闡辨駁之語;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校、注、釋相結合,集古今註釋評論之大成,頗多個人精到之見。
嚴羽,字儀卿,一字丹丘,自號滄浪逋客。邵武(今福建邵武縣)人,南宋詩論家、詩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跡不詳。據其詩作可推知他主要生活在寧宗、理宗在位期間。他與同宗嚴仁、嚴參齊名,號「三嚴」;又與嚴肅、嚴參等8人同以詩成名,號「九嚴」。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隱居家鄉。從其言論看是個頗有膽識、亦頗為自負的人。著有詩集《滄浪吟》(或稱《滄浪先生吟卷》、《滄浪集》) 2卷,共收古、近體詩146首。
《滄浪詩話》全書由 「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5篇組成,從詩歌內容到形式,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詩話後附《答吳景仙書》系針對該書在當時引起注意和爭論的一篇答辯文字。
《滄浪詩話》主旨,主要集中在「詩辨」一篇。它們禪喻詩,重在詩歌意境的探討,提出了「真識」、「妙悟」、「別材」、「別趣」、「入神」及「興趣」諸說。此篇開宗明義指出:「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作者認為 《楚辭》 以至盛唐名家之作均屬 「妙悟」,並尤其推崇李、杜之作,視之為詩家經典;作詩者必須熟讀這些作品,「醞釀胸中」,才能 「悟入」。嚴羽 「以禪喻詩」,目的是要「說得詩透徹」(《答吳景仙書》),禪道與詩道存在著共同規律,那就是「妙悟」。所謂「妙悟」,系針對學力而言:「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只有識出詩道真諦,把握詩歌審美特徵,才可能成為創作的內行。盛唐詩歌高妙之處,正在於其天然本色。嚴羽在 「真識」說的基礎上,倡導 「妙悟」,即通過從 「悟」到 「妙悟」、從 「漸悟」到 「頓悟」的過程,領悟詩歌的特性,使創作達天然渾成的最高境界。在論及詩歌審美特徵時作者指出:「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 這段話以 「盛唐諸人」 和「近代諸公」的經驗為根據,從正反兩方面對創作規律作出了深刻而透闢的闡述。「別材」指的是作詩另具有某種特殊才質,亦即詩人把握詩歌藝術規律的能力;「別趣」系指詩歌「吟詠情性」的審美情趣和藝術魅力。嚴羽所言之「理」與「趣」,屬於認識上的兩個範疇,讀書窮理,屬於理性範疇;別材別趣以吟詠情性,屬於感性範疇。他認為詩屬於感性範疇,但不惟不排斥理性,相反認為要寫出好詩非讀書窮理不可。而讀書所窮之理不能直接說出來,要求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感興的表達必須通過 「意興」而不能 「叫噪怒張」。所謂「意興」也就是「興趣」,指的是意境的創造,所謂 「別材」「別趣」和 「妙悟」也都與意境有關。
嚴羽主張作詩「當以盛唐為法」,「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極力標舉李、杜,而以 「入神」為詩歌的最高境界。他指出: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又將詩歌風格分為 「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淒婉」九品,九品又可以概括為優遊不迫和沉著痛快兩大類。他所以標舉李、杜,就在於二人不僅主要是沉著痛快,也有優遊不迫的一面,在於二人可以全面代表唐詩的成就;優遊不迫乃陰柔之美,沉著痛快屬陽剛之美,而「入神」則是二者融匯結合的最高境界。李、杜詩歌雖各有所長,但都兼這兩方面,是這種最高境界的體現。
「詩體」篇主要探討詩歌體制和流派發展演變的歷史,較全面勾勒出古代詩歌發展的線索和輪廓。嚴羽說: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此 「四變」,簡明地反映了 《詩經》以後中國古代詩體發展演變的四個階段。又從多種角度概括各體:有「以時而論」(將唐詩發展分為初唐、盛唐、大歷、元和、晚唐五體,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唐詩分期論)、「以人而論」;有以別集命名如 「選體」、「玉台體」、「西昆體」、「香奩體」; 有以字數而分; 有以格律而分的 「古詩」、「近體」; 有以樂府歌辭而論如 「謠」、「吟」、「詞」、「詠」、「曲」等; 亦有以 「歎」、「愁」、「哀」、「怨」、「思」、「樂」、「別」 而命名者; 還有一些 「雜體」。
「詩法」篇闡述詩歌創作技巧與法則,頗多經驗之談。如提出「學詩先除五俗」、「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等等,這些見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江西詩派、四靈詩派的弊端而發的。
「詩評」篇是詩歌批評論,品評漢魏以來歷代詩人詩作,而以唐詩為主。嚴羽說: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此為進一步闡述「詩辨」篇中「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的理由。所謂大歷以前、晚唐、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云云,系就時代詩風之異而言。嚴羽評詩標準,除時代關係外,更重於個性的分別。如關於李、杜比較,他認為:「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李、杜優劣論起於元、白,李、杜不當優劣論起自韓愈,對李、杜加以比較研究指出其各具特色而不當優劣論,則自嚴羽始。其他如 「高岑之詩悲壯」,「孟郊之詩刻苦」、「憔悴枯槁,其氣侷促不伸」,「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云云,均不失精當。
「考證」篇是對作品、選本及字句真偽、舛訛的辨證和考訂。
《滄浪詩話》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它吸收、綜合前人與當時人的論詩旨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詩論體系。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觀點明確,淺顯易懂,即所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 《答吳景仙書》)其詩歌理論上的貢獻,有以下諸端:發前人之未發,從藝術的角度提出揚唐抑宋的觀點; 從詩歌內部藝術規律出發第一次對唐詩加以分期,並明確主張「以盛唐為法」;對李、杜加以比較研究,指出其各自特色,不可以優劣論之,並明確提出 「論詩以李、杜為準」;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以禪喻詩的意境論,其要點在於「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要有「理在其中」而又無跡可循的意興即意境。嚴羽禪悟之說,雖為時人習見之論,但經其加以組織發揮,使之系統化,理論化,此亦為其論詩之長。
嚴羽詩論也存在脫離思想談藝術的弱點,過分強調學習古人(唐人),幾視之為學詩的唯一門徑。甚至說:「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詩法》)這就走向摹擬復古的極端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宗; 而馮班作 《嚴氏糾謬》1卷,至詆為囈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竟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儘管 《滄浪詩話》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弱點,人們對它的理解又是各以其情得之,但它無疑對後世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明代詩人及論家如高柄編選《唐詩品彙》以及前後七子主張「詩必盛唐」,王世貞、胡應麟、胡震亨等人對李、杜的比較研究等等,均直接受其影響。清人對嚴羽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像王士禛《帶經堂詩話》那樣降心師法的人並不多;如馮班那樣全盤否定的人也不多。多數人是採取分析態度,如錢謙益曾多次指出嚴羽詩論的流弊,卻也承認其區別唐宋的歷史功績。要之,明清詩論家中很難找出一個不受嚴羽詩論影響的人。
當代學術界對此書的研究成果可謂豐厚,各種詩論專著和文學批評史著作均有詳盡深入的研究。至於評價,概而言之,多數論家認為嚴羽詩論是王孟派(或稱出世派)在詩論上的代表;嚴羽詩論具體說來不乏精闢見解,總的說來屬於唯心論;滄浪最大的病處,在於「其論詩只能從藝術風格上作唯心神秘之談」。(郭紹虞《宋詩話考》)而另有部分論家則認為嚴羽標舉盛唐,最嚮往的是以李、杜為代表的壯美境界,而非王孟柔美一派; 以禪喻詩,主張妙悟,提出別材、別趣、興趣、意興,皆非故作玄妙,而是竭力要把玄妙的東西說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