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其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那麼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柳宗元的《古東門行》，一起來看看吧!
古東門行
柳宗元〔唐代〕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
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
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
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
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
魏王臥內藏兵符，子西掩袂真無辜。
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
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裡。
絕胭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
此詩從某種意義上看，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詩中多典故，皆隱語，借古諷今，隱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達了詩人複雜的思想感情。
眾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歷朝歷代，臣下對皇上進諫，必須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聞引喻取譬，轉彎抹角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皇上才有可能恩准採納。無人敢觸龍鱗，逆聖聽。否則，輕者丟掉烏紗，為民為奴;重者人頭落地，甚至九族遭誅。所以，自古以來，文武百官諷諫啟奏都很講究，唯恐龍顏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諳此理，故其樂府《古東門行》幾乎句句有典，並無鋒芒。表面看來，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細細琢磨，所射者乃當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試舉之則有：
一、二句明敘周亞夫奉命率領三十六位將軍前往討伐劉濞等吳楚七國亂賊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伐吳元濟等叛逆之功，歌頌了這場戰爭的正義性。
三、四句明寫孟嘗君賴門客「雞鳴函谷」之力出關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測，意渾水摸魚，刺殺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麼贊成雞鳴狗盜，因為「客如霧」，因為「貌同心異」，潛伏著的危險多，因而釀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劇。用「雞鳴」之典便有了一箭雙鵰的作用：既是一種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兩句明贊信陵君竊符救趙之舉，暗刺唐憲宗平叛不力之實;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無辜殉國的悲劇。這兩句話寫得大膽，卻也極有講究：魏王不下令，救趙乃是一句空話;唐王猶豫不決，吳元濟等益發猖狂，這是明擺著的道理。子西固死得無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說的是春秋故事，為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卻又不露痕跡，可謂妙絕。
又如第十三、十四兩句，引司馬相如《諫獵疏》之意，談吳起舟中勸諫武侯之語，目的是提醒憲宗：「潛伏在您身邊的危險遠比當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車翻舟覆的悲劇發生。所幸的是，現在這些危險已暴露無遺，皇上您該採取措施了吧!」這兩句話，語重心長，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於上面數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將《古東門行》寫成另一首內容與之對應而不用一典的樂府詩。在這首新的《古東門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為現實，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將被換成吳元濟、王承宗、李師道、武元衡、裴度、唐憲宗等，春秋戰國時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會，這應該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膽子再大也不敢寫這樣一首《古東門行》。從另一角度審視，倘若柳氏寫的真是此詩，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無生命之虞，姑且不談，而其藝術效果也只能差強人意，很難滿足讀者二度創造的審美愉悅，故這種借古諷今的藝術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恆、駱玉明對柳宗元的詩作有一個評價：「柳宗元詩確如蘇軾所說，兼有簡潔、靖深、溫麗、含蓄之長，在自然樸素的語言中蘊含了幽遠的情思。」讀《古東門行》，的確令人有這種感覺。此詩語言簡潔曉暢，不奧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長。讀者可以在這自然樸素的語境中體會到含蓄，領悟到靖深，感受到詩人熾烈的愛國之情和深沉的悲憤之意。如透過「徼巡司隸眠如羊」，讀者可感受到詩人痛惜哀歎之情。刺客們行兇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備，多點警惕，叛逆們決不可能輕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鬆懈，故漢代恐怖活動頻繁，唐代刺客殺手不絕。善良的人們，太麻痺了，太大意了，真是可歎。讀「子西掩袂真無辜」一句，讀者分明體會到詩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同樣悲歎武元衡的殉國，而更深一層的意蘊和情思是，詩人用不完全歸納法昭示人們：忠君報國者未必有好下場，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馬」如此，古往今來，幾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心中的壘塊。
此詩最後兩句「絕胭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頭已斷，骨已碎，無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贈予和恩寵都已毫無意義;實際上是為武元衡鳴不平，對主和派的妥協表示強烈憤慨，對「寵贈厚葬」的建議嗤之以鼻，對唐憲宗的首鼠兩端表示不滿，對時政進行了嘲諷和鞭撻。這卒章之句極觀柳宗元的愛憎之情，為此詩點睛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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