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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詩壇之上，李白、杜甫的名氣是最為響亮的，地位是最為崇高的。但在他們的生前，境遇卻又不太一樣。杜甫並不為人所重視，終其一生詩名並不算顯達，而李白則是全民偶像，傾倒大唐眾生，甚至包括了唐玄宗。
李隆基親自迎接李白，並封他為翰林待詔的時光，是李白人生的巔峰。他一生對於功名，都是孜孜以求的，這正好有機會接觸到最頂層的貴族集團。然而，這同樣也是李白人生的低谷。他只不過是充當一名御用文人的角色，對於唐玄宗來說，李白與梨園弟子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李白也看出了這一點，並向唐玄宗請求辭歸，也求仁得仁地被賜金放還。正是這個明智的決定，延續了李白的文學生涯，讓這棵大唐最為繁茂的大樹，不至於在溫室中枯萎，不至於淪落到宋之問那種御用文人的檔次。
很少人能夠看到李白離開長安的重大意義，它不僅是奉送了中國文化史更多雄渾偉大的篇章，更是展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傲骨。一位絕世的天才，不為富足無憂的生活而卑躬屈膝，不隨波逐流如同行屍走肉一般生活，這需要勇氣，更需要看破人生的大智慧。
也就是離開長安後，李白的性格越發狂傲，越發不拘小節，這也讓他的詩歌迸發出更多的活力和激情。這種性格，可能在普通人身上是不知天高地厚，但對主角光環之下的李白而言，卻是引來了一樁樁極具生活情趣的軼聞。
相傳李白雲遊四方，要麼追求靈感，要麼尋仙訪道，當來到華山時，卻驚動了當地的縣令。當時李白文人打扮，騎著一頭驢，當街而過，路過當地縣衙所在時，並沒有下驢。按唐朝的規矩，在縣衙門口只能步行，這一次大概是因為李白喝多了，忘記了此事，顛顛倒倒。
他無心，縣令卻有意，他正好看到了這一幕，並呵斥李白：你是什麼人，竟敢如此無禮?說完，縣令還讓左右將李白拿下，帶到府內，給他筆紙，要他將前因後果詳細寫出來。
經過這麼一折騰，李白清醒過來，不過他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並沒有慌張。他接過筆紙，略加思索，寫下了這樣一段驚世駭俗之言：
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裡，不得騎驢。
縣令一讀，大驚失色，因為這全篇都是狂悖的話：我曾經喝醉了時，用皇上的手帕擦嘴，皇帝不但不怪罪，還親手為我調製醒酒的羹湯。為了讓我下筆，貴妃親自捧上硯台，高力士給我脫靴。在天子的門前，皇宮大院之外，我尚且能夠騎馬，真沒有想到，區區華陰縣，還不讓騎驢了!
這也不需要多做解釋，上面所寫的事情，全大唐的人都知道，只有李白才享受過如此的恩寵。縣令馬上也明白這到底是誰，馬上下跪謝罪：不知道是翰林駕到，失敬失敬。李白也不願意為難一個小吏，大笑一聲，揚長而去。
這段故事，是記載在《唐才子傳》中。其實，還有不同的版本流傳。至於是不是真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自此之後，騎驢竟然成為了中國文人的時尚。
驢的形象並不好，一開始也不是中原之物，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在腳力還是在馱負能力上都沒法與馬相比，所以被文人們鄙視。《楚辭·九懷·株昭》：驥垂兩耳兮，中阪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
後來在兩漢時，驢進入皇宮苑囿，便開始被人所重視，而且逐漸為人所喜。王粲生前愛聽驢叫，他死後，與之交好的漢文帝曹丕為了表達自己的哀思，竟然讓百官在喪禮上學驢叫。不過，此時還沒有文人騎驢的說法。直到西晉時期，阮籍不是騎馬上任，而是騎驢上任當官，這才扯上一點關係，不過還是和詩人、作詩沾不上邊。
直到李白騎驢，這才奠定了文士的一種形象。宋朝釋紹曇還特意寫下了《李白醉騎驢圖》：酒渴思鯨飲，金鸞早退朝。醉身扶不起，壓折老驢腰。也就是從李白開始，唐朝的詩人騎驢的多了起來。杜甫寫自己騎驢的詩歌就有三首;賈島騎驢斟酌推敲二字，撞上了京兆尹韓愈;李賀雖然才高，也需要騎著驢尋找靈感，偶有所得便記錄下來。
此後，騎驢和詩人乃至文人的形象越發鮮明，錢鍾書先生都曾經說過：「驢是詩人特有的坐騎。」李白的一段軼聞，卻形成了後世文人經久不衰的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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