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全集》,24卷,明袁宏道詩文集。
袁宏道 (1568—1610),字中郎,亦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石頭道人。明代文學家。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宏道少年即能文,結文社於公安城南,自為社長。21歲舉於鄉,25歲成進士,先後兩次出仕,曾官吳縣知縣、順天府學教授、國子助教、禮部主事,乞假歸;復職後,又調任吏部主事,升員外郎,終以郎中歸里,只活了43歲。
袁宏道一生著述甚勤,其創作詩文大部手自編集,自印或友人刻印分贈師友;其自印書現已不存。今天能見到的明代刻本有: １吳郡袁叔度書種堂萬曆刊本7種,即 《敝篋集》2卷,《錦帆集》4卷 (附《去吳七牘》)、《解脫集》4卷,《瓶花齋集》10卷,《廣莊》1卷,《瓶史》1卷,《瀟碧堂集》20卷,總稱「袁中郎七種」,袁中道稱為「精而不備」之本。２繡水周應麟校刊《袁中郎十集》,萬曆年間刻,計收 《廣莊》1卷、《敝篋集》2卷、《破研齋集》 3卷、《廣陵集》 1卷、《桃源詠》1卷、《華嵩游草》2卷、《瓶史》1卷、《觴政》1卷、《狂言》2卷、《狂言別集》2卷;此中收入袁中道曾指出的坊間贗品《狂言》2種,為不精之本。３何偉然編《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24卷,萬曆四十五年大業堂刻,詩文分體合編;清同治間有袁憲健、袁照復刻本。４袁中道編《袁中郎先生全集》23卷,分體合編,萬曆四十七年刻,為現存最可信之本。５《袁中郎未刻遺稿》2卷,為《三袁先生集》之一,萬曆、天啟間刊。６陸之選編 《新刻鐘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崇禎二年佩蘭居刊,分體合編。所收篇目最全,也最流行。另外,《明史·藝文志》 著錄 《袁宏道詩文集》為50卷,未見此本。宏道尚有多種佛學著述,《宋鏡攝錄》(今不存)、《西方合論》10卷(今存順治四年周之夔刊本、八年釋智旭評本,日本大正新修 《大藏經》即收進周氏刊本) 等,還有 《公安縣志》 30卷(今不存)。《四庫全書》僅收錄 《觴政》和 《瓶花齋雜錄》2種。明末、清初人多種選集中亦收有宏道部分詩文。７三十年代上海多家書店重刊袁宏道詩文集,時代圖書公司排印標點本《袁中郎全集》6冊為最重要。８今人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3冊,就各本作了文字校勘,重編為55卷,並附有關研究資料3卷,可稱完備。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袁宏道是晚明新起的「公安派」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在詩文創作和理論上都有過一定貢獻和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他自己的位置。「公安派」,即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所謂公安三袁,是這一新文學運動的發起人和中堅,故以他們的出生地裡命名。明代文學,從館閣體的衰落以來,近百年中先後 「七子」,即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的 「前七子」,李攀龍、王世貞等人的 「後七子」,都主張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文學。萬曆初年,雖有歸有光、徐渭、湯顯祖等人表示了某種程度的不滿,而不足以動搖擬古文學的地位。袁宗道著 《論文》,抨擊了這種 「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文學現象,實際上打響了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槍。袁宏道繼起,以他的雄偉力量,大刀闊斧地討伐擬古文學,提出了新文學的綱領。第一,反對模擬古人,認為擬古文學沒有生命力,說是 「強為大聲壯語,千篇一律」,「今之文不傳矣」。斥責擬古文人是「糞裡嚼查,順口接屁」,沒有出息,而應該是 「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他把當時的文壇偶像王世貞斥為 「鈍賊」,予以推倒,推崇徐渭為 「我朝第一詩人」,因為他「盡翻窠臼,自出手眼」。他論證了 「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趣,各窮其變」,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世道改變,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第二,提出了「獨抒性靈」的新文學主張。這也是反模擬文學的必然結論。他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見《敘小修詩》)。寫自己的真性情、真面貌,才有價值,「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面貌乎?」(見 《丘長孺》) 第三,推崇民間文學,向民間學習為求真之一途。他認為當時民間流行的俚曲俗歌,「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 《敘小修詩》)。他自己作詩,就「以 《打草竿》、《劈破玉》為詩」,「寧今寧俗」,走出一條自己的創作道路。這些以表現自己的真情為目的的文學思想,多少受了李贄《童心說》的影響,但更系統,更有力,更有針對性,更加理論化,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廓清作用。錢謙益的如下評論是正確的:「萬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談書論詩,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排擊,大放厥辭。……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袁稽勳宏道》)
袁宏道生前自己編定的集子有十數種,未編遺稿有兩卷; 編集中 《廣莊》為學術性專著,《瓶史》、《觴政》、《墨畦》為清玩小品專著,大體都可歸入學術性類散文,文筆靈活清新;其餘均為詩文結集。詩歌創作有各體詩1700餘首,數量不算少,其詩總的特點是直抒胸臆,清新健美,流暢通達,氣盛詞富,時有佳作,不乏清辭麗句;少數詩也涉及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揭露。宏道是明確地主張文學表現自我的古代作家,以佛學對抗儒學,詩文中大談性命,以詩文為寄托,以山水為寄托,有意避開重大題材,不妨多談身邊瑣事,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自己,作品缺乏重大內容,是其短處。明詩在唐人宋人之後,情和理已為前人佔盡優勢,難以有大發展,大成就,袁宏道也不能例外,雖然作過多種嘗試和努力,希望獨闢蹊徑,開拓出新境界,詩歌創作卻沒有達到新的高峰。明代文學突出超過前人的是小說和戲劇,這在當時是非正宗文學,而袁宏道倒是意識到了的,他讚揚 《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說過「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 《聽朱生說水滸傳》)的話;又稱讚當時剛剛傳抄流行的《金瓶梅》為奇書,諷刺藝術遠勝於枚乘《七發》;又為湯顯祖的四大傳奇劇本 《牡丹亭》等刊刻流布,稱為 《柳浪館評刊四夢》(柳浪館為袁氏別業名)。至於袁宏道的散文創作成就,一般論者都是肯定的,達到了新的高峰。他的散文作品,清新流美,條理暢達,揮灑自如,莊諧並出,極富特色,個性鮮明,因而卓然成家。散文中遊記、尺牘,均為古典散文中的精品,妙語連篇,趣味盎然,引人入勝。宏道散文重視「趣」,說過:「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敘陳正甫會心集》)因此,他的遊記不同於酈道元和柳宗元,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是作者自己的情和趣; 同時他又是寫景的好手,刻畫細膩,真切動人。遊記文90餘篇,文筆優美,都是佳作,如《滿井遊記》、《虎丘》、《晚游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洩記》等,韻味深遠,略無斧鑿之痕,歷來膾人口。尺牘280餘篇,除少數應酬之作外,是他發抒情志和議論的一種重要載體,數十字的短札也能寫得神氣活現,如《江進之》:「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為配,並垂不朽哉!一笑。」千字長文則發揮得淋漓酣暢,如《張幼於》。各類隨筆雜文200餘篇,題材多樣,融知識與趣味於一體,如《畜促織》、《斗蛛》等篇,不單記述了一時風尚,也寫得饒有意趣。袁宏道重視博物小識文章的創作,《觴政》是飲酒文化的第一本專著,《瓶史》是插花藝術的專著,流傳入日本,給日本插花藝術以影響。人物傳記也有佳作,《徐文長傳》和《醉叟傳》、《拙效傳》,都寫得精彩傳神,優美耐讀。
袁宏道的文學生涯,以他為代表的公安派文學運動,曾給明末清初的文壇帶來一陣清新之風。衍生出「竟陵派」,以幽深孤峭的文風別開一面。從王思任、張岱、金聖歎到袁枚,都可以看到公安、竟陵文學的影響。清乾隆朝,復古文學再佔優勢,公安三袁一體受到壓制,文集受禁,流傳不廣。《明史·藝文志》袁宏道傳攻擊他「主性錄,尚妙悟」為淺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公安派不根於學問,其意相同。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末尾談到他的兒子紀汝佶作文章「遂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是不走正道。也正是四庫館臣的門戶之見,把袁宏道詩《宋帝六陵》和尺牘 《答蹇督撫》中罵蒙古人的話視為「悖謬語」,將三袁文集列為禁書,真是莫須有的罪名。現代的讀者不妨將袁宏道文集和桐城派文章對看,袁集中是一個活潑潑的袁中郎其人,而桐城文家則鮮能予人以強烈印象,哪怕後者的文章更老練、更有章法,卻顯得土頭灰臉。郁達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說:「世風盡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變,然而人的性靈,卻始終是不能泯滅的。袁中郎的詩文,雖在現代,還有翻印的價值者,理由就在這裡。」袁宏道儘管有其弱點,仍不失為明代一位傑出的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