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晉文公率軍在城濮與楚國對峙,他問狐偃如何勝強大的楚軍。狐偃獻計用欺騙的辦法。他又問雍季如何處理,雍季說用欺騙的辦法只能是把池水弄乾捉魚,到第二年就沒魚捉了,打仗還是要靠實力。晉文公用狐偃的計策打敗了楚軍,但在論功行賞時雍季卻在狐偃之上。他說:「我們怎麼能認為一時之利要比百年大計重要呢?」
釋「竭」 上文「竭澤而漁」中的「竭」,指「乾涸」,這裡是使動用法,句意為使池水乾涸而捕魚。又,「地震,山崩川竭」,意為因為地震,山崩塌,河流乾涸。它還指「盡」,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又,「力竭而斃」,意為精力用盡而倒下。
故事竭澤而漁的主要人物
雍季是春秋時期晉國大臣,故事竭澤而漁的主要人物。
狐偃(約前715年~前629年),春秋時晉國的卿。亦稱子犯、舅犯、咎犯、臼犯、狐子、狐突之子,晉文公重耳之舅,故又稱舅氏。公子重耳(即晉文公)的舅父,亦稱舅犯(一作咎犯)。其父狐突,字伯行,為大戎狐氏(今山西交城卻波村人)。與晉同祖,是晉支族入主諸戎部落者.狐偃忙於大戎。其姊(或妹)狐姬嫁於太子詭諸(晉獻公)後,其父狐突「事晉為大夫」,狐偃即隨其父至晉都曲沃(今山西聞喜)。公子重耳少年時期便受教於狐偃,趙衰等。這幾個人「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 焉」,成年以後仍是如此。後來楚成王讚他「廣而儉,文而有禮」顯然是狐趙等人耳濡目染的結果。獻公八年(前671年),遷都絳(今山西新絳,一說翼城),狐偃隨重耳至絳。獻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隰縣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石樓),狐偃又隨重耳至蒲。獻公二十一年,驪姬誣諂申生有弒君殺父之意,申生自縊身亡。狐偃保重耳「備守蒲城」,一年後出亡。有關狐偃這數十年的事跡,史載不詳。據考,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即己成人,狐偃寄人籬下,盡為父為師之勞,不會有大的作為,但對晉後期政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文公染於舅犯,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評價中肯貼切。
狐偃隨重耳出亡時,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辭勞苦,夾輔重耳,為他出了很多計策,使重耳最終得以返回晉國,宏圖霸業。
重耳一行離晉後,狐偃力主去狄。當時,齊國是中原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北杏盟約後,齊桓公實際上已成為中原盟主。楚國也是南方的經濟軍事大國。狐偃為何棄強投弱呢?因為他意識到,齊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舉步維艱,倉皇出走又缺乏給養,即使能免於追殺,也會困死途中。且齊楚是否肯予接納,也有疑問。而狄近易達,又是重耳母國,納公子重耳應在情理之中。還有狄晉毗鄰,可以觀望動靜,蓄力待時。可見,這個決定不失為上策。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偃反勸他赴齊。此時戎狄勢力大為削弱,己無力幫助重耳「成事」,齊桓公雖年已垂暮,但雄心猶在,欲借晉為助,與秦楚抗衡,維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歿沒」,「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會收留人才濟濟的重耳一行。至齊後,果然受到桓公的熱情款待,對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只是由於齊桓公卒,五子爭立,諸侯叛齊,內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動」,才毅然決定離開齊國。這時,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他枕於安樂,「遂無去心」,「有終焉之志也」。狐偃又與姜氏謀,「醉而載之以行」。如果不是狐偃機智果敢地迫使重耳離齊,重耳只能在齊國苟且一生,文公霸業將無從談起,春秋歷史形勢必會大變。
重耳返國,時值晉動盪之餘。十數年間,晉內訌不已,國亂民憂。先是「驪姬之亂」,繼而獻公去世,裡克、邳鄭殺奚齊、卓子,荀息身亡,晉惠公夷吾上台後,又殺了掌握實權的裡、邳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眾叛親離。對外惠公背信棄義,發動不義戰爭,使晉元氣大傷。
然而,從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前後不到五年時間,文公何以能宣信諸侯,稱雄天下呢?《左傳》雲,文公歷游諸國,備嘗「險阻艱難」,故返國後,知「勵精圖治」以求霸。事實上,這是狐偃、趙衰等股肱之臣,幫助文公「蓄愛百姓,厲養戎土」的結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幫助文公革新內政,迅速醫治動亂留下的創傷,從而奠定了與秦楚抗衡的物質基礎。主要措施有:—,選拔優秀人才治理國家,多年來,隨重耳共度患難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軍國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於國事,「以厚民性」。三,廢除繁重的徭役,減免苛捐雜稅,資助無力生活和生產者。四,鼓勵農耕,勸有分無,省滅國用,足財備凶。五,「大搜於被廬」,改上下兩軍之制為上中下三軍之制。這些措施對於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生產,推動工商業的繁榮,提高晉軍的戰鬥力,起了積極的作用。從而使晉國呈現了「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晉軍能在城濮大敗楚軍,一戰而成霸業,無疑是改革帶來的必然結果。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內亂,襄王弟昭叔(太叔帶)夥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難於鄭,派使者簡師父,左鄢父求救於晉和秦。文公二年,秦軍至河上,將納王。由於晉大亂之餘,百端待舉,國力尚薄,文公對勤王事宜遲疑不決。狐偃卻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遠見卓識,意識到這是晉成為諸侯盟主的天賜良機。當時,整個局勢對晉極為不利。遠在南方的楚國,自成王繼位後,不斷向北方擴張領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會後,楚加緊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繼齊桓公之後而稱霸中原之勢。西秦也不偏安於邊陲,一直在覬覦晉國的領土。狐偃當然知道,只有南阻強楚,西扼邊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時的晉國,積貧積弱,國步維艱,在經濟軍事方面尚無力與秦楚抗衡。為此,必須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諸侯的信任,提高晉的威望。況周王室同晉宗室有名義上的宗法關係,不納則失之於義。狐偃力勸文公:「繼父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終於出兵勤王,殺王子帶於隰城(今山西汾陽),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陽)。周王設宴款待晉文公,並賜樊、溫、原和攢茅等人邑之田給文公。
勤王不僅擴大了晉國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晉在諸國中的地位,為晉入主中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狐偃不僅具有政治家過人的膽識,還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脅迫陳蔡攻宋,宋求救於晉。從當時的各諸侯國局勢看,晉楚兩國的直接衝突已經不可避免。但是,晉軍在數量抑或質量上都遜於楚軍。面對強敵,狐偃採取「調虎離山之計」,避其鋒芒,以智取勝。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晉軍伐曹衛,取五鹿(今河南濮陽東南),三月攻佔曹國都城,迫使楚軍撒出宋國。
當楚軍復攻宋國時,狐偃毫不懼色。決心同楚國決一雌雄。他預言:「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裡山河,必無害也。」打消了晉文公的顧慮。狐偃戰賂上蔑視敵人,是以戰術上重視敵人為前提的。《呂氏春秋》云:「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曰『楚眾我寡,為之奈何』,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以文,繁戰之君,不足以詐,君亦詐之而已。」在城濮之戰中,晉軍始終貫徹狐偃「詐」的策略。戰爭初期,晉軍「退三捨避之」,使楚軍更加驕橫輕敵。戰爭中間,狐偃、先軫命令晉軍以虎皮蒙馬,馬後拖著樹枝,揚起塵土,製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蓋其兵」,迷惑楚軍,使楚軍處處被動挨打,以「敗績」告終。
城濮之戰晉勝楚敗的結局,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它改變了春秋時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確立了晉的霸主地位,從此開始了晉楚爭霸中原的百年歷史。關於戰爭的指揮者,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先軫。事實上,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是有道理的。連晉文公也盛讚:「偃言萬世之功」,給狐偃以極高的評價。
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狐偃卒。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可以這樣說,狐偃為晉文霸業付出了畢生心血,無狐偃則無晉文霸業,此譽實不為過。狐偃的品行和才華受到各國諸侯大夫的推崇。宋公孫固稱孤偃「惠以有謀」;曹大夫僖負羈贊狐偃:「可謂賢矣」楚令尹子至見其卿才,甚至「請上狐偃。」狐偃同其父狐突,其兄狐毛還受到後人深切的懷念。原因是,狐偃具有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和忍辱負重的傳統美德。流亡途中,歷盡磨難。所經各國,有禮遇,更多的則是冷遇和輕慢,甚至難免乞食,或有殺身之虞。狐偃為了返國大局,忍辱負重,唯力是視,受到時人的嘉許和後人的尊敬。其次,孤氏父子之人忠公體國,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驪姬之亂後,狐突派其二子夾輔重耳,逃出晉國。在秦時,當狐偃聽到獻公命從重耳亡者返國,不返者「盡滅其家」的脅迫時,他大義凜然,拒絕回晉。其父狐突也仗義死節,伏劍身亡。兩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歷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貞報國為忠義楷模,及至宋代,宋徽宗封狐突為忠惠利應侯。七月十四日狐突誕辰日至今仍為交城一帶的傳統古節。最後,作為功績卓著的政治家、軍事家,狐偃在春秋發展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晉之卒成霸業,偃之力居多,」而晉文公稱霸,遏止了秦楚等生產力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的擴張,動搖了西周宗法統治秩序,有利於中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麼.狐偃的歷史貢獻則就是顯而易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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