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1230年5月15日—1302年2月21日)，字身之，寧海(今浙江寧海)人，宋元之際史學家。
歷史評價
胡三省繼承歷代史家注史的優良傳統，在「通鑒學」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胡三省的人格精神主要地表現 在堅韌執著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實的學術人格和講究氣節、忠於國家的政治人格三大方面，三者的有機統一，構成了胡三省的完美人格精神和精神世界。
堅韌執著的意志人格
北宋司馬光用19年時間修成《資治通鑒》294卷，系統地記載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長達1362年的中國歷史。由於《資治通鑒》卷帙浩繁，內容龐雜，如果沒有相關一些釋讀之書，就很難瞭解歷史事件的原委，歷史人物的真實情況乃至於地名等一些紛繁之事。鑒於《通鑒》的這一基本情態，自《資治通鑒》問世後，為該書作注的釋文迭起。有影響的有北宋劉義安的《音義》十卷，但未能留傳於世，且該注局限於音義，對浩繁的《通鑒》釋讀來說，價值不大。南宋時，蜀人史炤畢十年之功成《釋文》三十卷，該書至今尚存，因受史炤對《通鑒》認知、解讀水平的限制，較為粗淺，不能很好地發揮「工具」效能。至南宋末年，註釋《資治通鑒》的版本就多達九種。在眾多註釋中，以胡三省歷30年所作的《資治通鑒音注》294卷對後世影響最大。對《通鑒》進行註釋，因其涉及內容廣、時間跨度長，其要求之高、難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完成這一項浩大的工程，沒有堅韌、執著的人格品性的內存支撐和廣泛紮實的考證、考據和長年積累、探索的有力保障，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在胡三省之前，史界雖對《通鑒》作注重要性有很好的認識，並為之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未能形成權威系統的註釋，這是胡三省註釋《通鑒》的前提背景。但胡三省注《通鑒》的直接使命源於其父胡鑰的影響和期待。胡鑰為人善良，樂為佈施，鄉人皆譽其為「山澤遺才，鄉邦善士」，對史學非常愛好，所謂「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尚在。」在其對《通鑒》很有研究，在其研究過程中生成諸多疑問，對史界業已取得的《通鑒》註釋成就，無論是劉義安的《音義》十卷，還是史炤的《釋文》三十卷等均不滿意，期待胡三省進行深入的研究，搞好廣注和辯誤工作。胡三省自幼好學，受父親影響，功課之餘攻讀《通鑒》。其父有感於《通鑒》各家注本雖富，但於音義、釋文等乖謬甚多，又因胡三省天資聰慧，好學不倦，便有期托勘誤《通鑒》之囑。在胡三省十四歲時，其父胡鑰曾問胡三省：「若能刊正乎?」胡三省答道：「願學焉。」這可視為胡三省接受其父使命的標誌，從此胡三省立下了註釋《通鑒》的志向。胡父的影響與期待，是胡三省《通鑒》註釋事業的動力和使命感的直接來源。但其父早在其十五歲時便中年去世，家境艱難，並沒有難倒他，他牢記先父遺願，益加勤奮。寶祐四年(1256)，26歲的胡三省登進士科，從而為其註釋《通鑒》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之後「始得大肆其力於其書。游宦之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
胡三省人生旅程和仕途也充滿艱辛，經歷較多磨難，但對註釋《通鑒》則時刻沒有停止，可謂矢志不忘。
寶祐四年(1256)，胡三省與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等同登進士第，被任命為吉州泰和尉，因父親早亡，兄弟夭折，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後改任慶元府慈溪尉。由於三省剛正不阿、不事謅媚，任職期間得罪了慶元知府厲文翁，被彈劾罷官。不久，又以「文學行隨」被薦，授揚州江都丞。
鹹淳三年(1267)，應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任壽春府學教授，佐淮東幕府。之後，經考舉及格，改奉議郎，知江陵縣。鹹淳六年(1270)，因母去世，離任回家治喪。喪服滿後，改知安慶府懷寧縣。同年，因李庭芝調任京湖制置使，胡三省才得從回杭州。
自登第後，胡三省在案牘之餘致力於《通鑒》的勘校工作。雖公事冗繁，仍堅持不懈。宦游所至，見有不同版本之《通鑒》，務必搜羅;若有《通鑒》方家，便登門求教。在杭時，已編就《資治通鑒廣注》97卷，論著10篇。賈似道的門客廖瑩中出重金聘請胡三省校勘《通鑒》，以教授弟子。不久，廖瑩中又將胡三省推薦給賈似道。
鹹淳十年(1274)，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官銜);第二年，改任賈似道幕僚，從軍江上。但因與賈似道意見不合，所提建議概不被採納。就在賈似道督師蕪湖，大敗於呂港，宋軍潰散後，胡三省便返回寧海，並從此長期匿於鄉里，隱居著書，直至終年。
這一過程，一方面表明了胡三省報效國家政治抱負，同時也說明他對《通鑒》的註釋事業的執著。
胡三省堅韌、執著的人格品性，還直接體現在其《通鑒》註釋事業所歷盡的艱辛過程。他進士及第後撰寫《資治通鑒廣注》九十七卷，又著《論》十篇等。後因戰亂，書稿盡毀，但其堅韌和執著，克服各種困難，重新撰寫，並最終完成。1276年，元軍陷臨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將董文炳率軍南下，追擊南逃皇族，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慘不忍睹，寧海亦遭兵禍。胡三省攜家遷居新昌，亂後返家，其花了幾十年心血寫成的《資治通鑒廣注》已蕩然無存，但他並沒有就此放棄《通鑒》註釋事業，而是將悲痛化為力量，變賣家產，再購《通鑒》，發憤重新作注。為了完成《通鑒》註釋事業，他閉門絕客，日夜奮筆，自號「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題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築讀書室，名「讀書林」。直到風燭殘年，仍孜孜不倦地從事《資治通鑒音注》的修改工作，通過不懈的努力，至元二十三年(1286)，《資治通鑒音注》全部成編，之後胡三省又著手作《通鑒釋文辯誤》，當任務完成時，胡三省說：「吾成此書，死而無憾。」這期間自然包含無限感慨。可以說，胡三省生活的年代及其個人的人生經歷，包括少年喪父，亡國之痛，政治理想和才華得不到施展，註釋事業歷經磨難，正是這種逆境生存，使得他具有更加堅韌不拔的品格。
求真求實的學術人格
凡嚴肅的史學家，都把揭示歷史的真相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這種意識和努力，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求真求實是史學學術性的根本原則，也是史學的生命所在，是所有正直的史學家所恪守的原則和追求的目標。透過胡三省《通鑒》的註釋歷程，其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有著深刻的展示。
胡三省治學嚴謹，長於考掘，通過廣徵博引，深入調研，勇於糾正《通鑒》中的各種錯誤，這既反映了胡三省治學的嚴謹，也反映了胡三省求真、求實的人格精神和科學態度。地理注是胡注用力最勤、價值最大的部分，胡注中能夠反映胡氏治學態度和注書方法的，也主要集中在地理部分。以胡注中的地理注為例，就可洞見其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100說：「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觀，可雲青出藍、藍謝青，《通鑒》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單是地理注，即有七八十萬字，牽涉到大量「地名之異同，州縣之建置離合」，在中國地名學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正史記載的地名偶有疏誤，為司馬光承袋，胡三省一一加以校正。如《通鑒》卷20漢武帝元鼎五年：「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罕」。胡註：「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班《志》：安故、罕二縣，皆屬隴西郡。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罕，今河州治所」。《通鑒》的這條記載，取自《漢書·武帝紀》，一字不差，該紀已將「安故」誤為「故安」，而鄧展、顏師古於此條下只注罕，不注故安，司馬光編《通鑒》仍依《漢書》原文寫入。胡三省不僅發現這一錯誤，而且將安故、罕的政區沿革、地理位置註釋清楚。《通鑒》地名錯誤不少。比如《通鑒》卷37王莽始建國三年：「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征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指出「平州」地名有誤：「余按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
胡三省在廣徵博考的同時，還非常注意結合自己的實踐。如《通鑒》卷250唐懿宗鹹通元年：王式「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胡三省注道：「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顯然這是胡氏根據實踐考察來進行注書。又如《通鑒》同卷胡三省注「三溪」云：「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磕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又注「東小江」云：「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於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這些註釋完全源於胡三省對越州紹興府(今浙江紹興市)的實地考察。可見，胡三省不僅注重史料的廣徵博引，還注重在實踐中加以考證，而無論是史料考證，還是實踐論證，無一不體現著胡三省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 胡三省的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甚至於還體現在其對自身積三十年心血成的《通鑒》注的評價上。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說：「我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這種客觀、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作風，充分體現了胡三省的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
講究氣節忠於國家
胡三省生活在民族鬥爭異常激烈的時代， 27歲時與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同榜考中進士。他親眼所見宋朝在異族壓迫下，政治依然那樣腐敗，50歲時，又親歷南宋王朝覆滅。元朝的殘酷統治，也使他的精神受到劇烈打擊，悲痛之餘，開始重注《通鑒》的工作。因而透過《通鑒注》，可強烈地感受其講究氣節、忠於國家的政治人格魅力。他通過《通鑒注》傾訴自己對亡國的慘痛心情，斥責宋朝的腐朽、賣國賊的無恥，元朝的暴虐，但因在異族統治下他無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種種心情隱藏在字裡行間，借給《通鑒》作注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氣節觀、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感情。
胡三省作為宋元易代之際身受故國覆亡慘痛、抗議異族橫暴統治的愛國史學家，學術、思想和氣節，在注文裡不僅流露了抱負，體現了治學精神，更重要的是表達了民族氣節，寄寓了愛國熱情;著名史學家陳垣有著相當的認知和高度的評價。例如，胡三省對《通鑒》「且屠大梁」一語詳注道：「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池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陳垣在《解釋篇》中徵引史料，令人信服地說明，胡三省不顧「屠城之義甚淺，而重言以釋之者，有痛於宋末常州之屠也」。又如胡三省在《通鑒》契丹滅後晉的記事下記道：「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再如對《通鑒》所載南朝梁邊防將官「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胡注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這充分表明胡三省對宋末抗蒙邊備的無限感慨和對國家安全的深深憂患。
胡三省剛正不阿，不屈從於奸佞權貴，這種人格精神不僅體現在其行動上，也深刻地滲透其治史態度中。在其論及事業和氣節關係時表述尤為詳盡。他認為節操和事業要並重，在事業不能有成時，要保持為人臣的節操，而在事業有可能成功時，臣子同樣不可以不考慮氣節。可見，胡三省更注重在當時的建功立業，突破了傳統的氣節理念。他認為在亂世時，節操尤為重要，也更能體現一個人的氣節。胡三省的這些人格思想內涵，深刻地滲透在其治史態度和史書、史注中。胡三省與權臣賈似道同朝，但卻不為賈所籠絡，在建議意見得不到錄用後，決然棄職回家，潛心於著述，不依附於權貴。由於其所處的特殊社會背景，其拳拳愛國之心的表達成為一種重要的強烈意識和潛語言。他在《通鑒》卷二十五中注到「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在註釋過程中，他也從來不用「前朝」、「趙宋」等詞語，而是稱「我宋」、「本朝」，在個別地方稱「皇宋」、「吾國」，至此不承認元朝政府，這是一種何等崇高的民族氣節!
胡三省對知識分子於亡國後出仕，持保留的態度。元朝統一中國後，政權日益鞏固，隨即對漢族士人採取拉攏的懷柔政策，並派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文士，羅致去元朝為官。有些士人易節歸順，如葉李、趙盂頫等;有的拒不應召，如胡三省同榜進士謝枋得等。這種形勢，對注重民族氣節的胡三省又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意外麻煩，毅然舉家歸中胡村定居，並從此屏謝人事，以著書為樂，直到大德六年(1302)去世。
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鑒》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王延武在「讀《通鑒胡注表微》-兼談經世史學的現代形式」一文中指出，站在愛國的立場，觀察今天，認知歷史，尋求中國歷史走向的特點，用經理性解析的歷史來啟發當代人。由此，更推而論之，胡三省雖以考證見長，但他們得以傳名於後世，是他們堅持了內在的人格自尊，內在道德的外釋化為燃燒的愛國熱情，他們才有不能自已的現世關懷，這種關懷使他們成為史學大家。精神主題，最終落實到對傳統道德的繼承與發展層面。他的愛國主義，是充滿歷史感而又具現代性質的。這是對胡三省愛國主義精神品格的高度評價。
胡三省之人格精神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體現於其巨著《通鑒注》之中，這與其獨特的人身經歷和所處歷史背景緊密相關，更與其對《通鑒》價值意義的高度認知密切相關，正如胡三省所指出的「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有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也。」當我們深入地研究胡三省《通鑒注》，並通過《通鑒注》進入胡三省心靈世界時，其堅韌執著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實的學術人格和講究氣節、忠愛國家的政治人格將產生極大的震撼和啟發，對今天我們淨化學術風氣，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和積極向上、開拓進取、與時俱進的民族精神的提煉，都有著極好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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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物
胡三省之遺物。至今在胡氏後裔中未見有何發現，唯一所存者，僅胡氏在袁氏塾(清容齋)中所寫之《跋宋高宗書徽宗文集序》手跡墨寶一幀，乃為珍品，現仍珍藏於寧海縣文物保管委員會中。
胡三省居住地中胡村中可考的遺跡如下：
胡三省墓
坐落於梅澗溪邊山腳。後人已曾重修，石質墳面，正面文曰：「宋朝奉郎胡公三省偕配張氏安人壽域」。墳面兩旁伸出石板側面鐫有「青山不為折腰辱;長使寒梅伴澗芳」對聯，墳面之上石製墓飾兩旁亦有文曰：「司馬功臣;愛國史家」。墓前有平壇，因受地形限制，未作擴展。
三省公墓碑
原墓碑已失。碑文為胡三省之四子胡幼文所撰。由樟樹村人，胡氏同鄉，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進士孫鈞所書。現有重鐫墓碑，高一米半，寬約七八十厘米。立於墓前平壇左側，由現寧海書法家樓明月按原撰文字重書，於1990年鐫立。
梅澗溪
原溪寬約二米餘，在村東南，旁村而流，因近 期來，中胡村人口增多，紛紛新建房宅，地基緊張，乃將該溪向外移出若干米，水流改道，原溪基地填高，成為路面。改道後之梅澗溪，其名如舊。
梅澗橋
本架在原梅澗溪上，村民可過橋上山。橋為石砌單拱，溪澗不寬，故橋身亦短。橋面拱起，橋頂橫鋪石板兩塊，兩面各傾斜直鋪石板三塊。梅澗溪改道後，已無橋，但村人為紀念胡氏，在原橋所在處之新宅旁，立有石碑一方，鐫有文曰「梅澗橋舊址」。
梅澗井
在改溪後之溪旁山腳。此井未受改溪影響，故井基未動，其水清澈，水面雖旱不淺。從胡三省在生時一直來，村人飲用之水，均由此井供給。現 在新澗上鋪有石板可通，井口前亦裝修平展。近 年村中已建起自來水，惟講究飲茶者，或有釀酒者，以該井水質佳美，仍來此井中汲取。
胡三省住居地
因離今時日已遠，很難斷定在何處。村人推測，卻有兩說，一說為現 在村中之「後堂」，另一說為現 在村中之「下車門」，但以持前說者為眾。胡三省愛梅，號梅澗。現後堂住戶之屋前，仍植有梅樹。
馬園
為胡三省在官時，供作養馬之所。馬，在當時為重要交通工具，乃作為胡氏本人以及其侍從等乘騎之用。據村人想像，這塊土地之範圍，似覺寬敞。有人以為胡三省晚年隱居時築「讀書林」，與諸孫徜徉其間，基地就在馬園之內，蓋因其時已毋需養馬也。
荷花池
其地在原梅澗溪靠村一邊，與三省公墓隔澗相對，長方形，面積約半畝，當為胡氏為官與隱居時賞花觀魚之樂地。此池據當地現今 年近七十之老人言，他們少年時，尚見到其頹敗遺跡。目 前基地尚在。
胡三省之父鑰公之墓
在村西近山之上，無石板墳面，為亂石所砌，全沒於柴草叢中，看不出墳墓景象，似應加以修葺，方可供村中後裔及遊人憑弔。
胡氏祠堂
原祠堂於1947年拆毀，進行重建。原胡氏祠堂中，有大型「梅澗遺風」匾額。兩旁柱上有對聯三：一曰：「七歲文詞通里巷;二旬榜第達朝廷。」二曰：「蘭亭創業源流遠;梅澗遺風世澤長。」三曰：「宋代名宦芳留青史;梅澗逸老澤典雲深。」重建之新祠，原有匾、聯盡失，今則新祠堂亦改作敬老院矣。
此外，寧海大佳何鄉虎鼻頭胡家村人胡福相，於民國時期，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務處長時，曾到中胡村聯宗祭祖，為仰慕胡三省之德行與學識，乃於胡家村祠堂掛上「三省堂」匾額，則亦應視為胡三省村外之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