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誰在鞭督郵呢?
寥寥數百字的「怒鞭督郵」故事,在洋洋灑灑百餘萬言的《三國演義》全書中,只是繁鑼密鼓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
但這支小小插曲卻有其特殊的價值在:追溯一下它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借此窺測到全書的創作傾向,傾聽到小說作者的心聲。
《三國演義》這部書,顧名思義,就是以魏、蜀、吳三國鼎立和紛爭的歷史事實為基礎,運用小說藝術的生動手法「演化」出來的故事。
一方面,它是「歷史」的:全書的情節主幹,必須符合歷史的全貌。如果把歷史比作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小說作者駕馭的這艘「航船」就必須沿著這條「長河」前進,而決不允許離開它的主航道。例如,小說作者可以把諸葛亮寫成一位未卜先知、呼風喚雨的人物,一生中打了不少勝仗,但他決不會寫諸葛亮在最後出兵祁山時一舉攻下了許昌,消滅了曹魏政權;因為歷史的結論並非劉備、而是司馬氏統一了中國。
另一方面,它又是「小說」的:只要不在情節的總體上違背歷史的總趨勢,作者就有權進行藝術虛構,而不必拘泥於局部的史實。個別事件,允許添枝加葉;具體場景,可以改頭換貌。即使有意地給某些歷史人物頭上加一道光圈,鼻上抹一點白粉,也不致遭到描寫失真的指責。因此,人們常說《三國演義》的寫法是「七實三虛」。這種「虛」往往取決於小說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感情好惡。
那麼,《三國演義》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感情好惡是什麼呢?
讓我們來解剖《怒鞭督郵》這只典型的「麻雀」。
「怒鞭督郵」的故事,是有歷史依據的。據晉代史學家陳壽的史書《三國誌·先主傳》載——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指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軍的污蔑稱謂)有功,除(被任命)安喜尉。督郵(上級官府派住下屬官府考察政務之官)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緩系其頸著馬抑(ang,拴馬樁),棄官亡命傾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妥(gu6n)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
這段史料寫得分明:怒鞭督郵的是劉備,劉備逃走後又另投一支官軍去攻打黃巾軍,並改任為下密縣的地方官。除《三國誌》外,另一部史籍《典略》中也記載了這條史料。稍有出入的只是說劉備鞭打督郵後,還要殺督郵的頭,只因「督郵求哀」,才饒了他的性命。
可是,「怒鞭督郵」一事到了元代的《三國誌平話》中,卻一發生了驚人的質變,劉備在這一事件中充當的角色,被張飛跑來頂替了,鞭打督郵的是張飛,張飛在痛打了督郵之後,還將督郵分屍六段,頭掛城門,四肢掛城角。而且,劉備也沒有去另投官軍繼續鎮壓黃巾軍,而是劉、關、張三人率領著部屬落草造反,上了太行山!
《三國誌平話》是民間說書藝人們說書時的一個底本,它早於《三國演義》問世,對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有著直接的影響·說書藝人們讓張飛出來怒鞭督郵,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因為這種描寫更符合張飛的莽撞性格。只是這段描寫文字過於粗俗,讓鎮壓黃巾起義起家的劉、關、張去落草造反,也違背了人物性格的合理發展·到了羅貫中筆下,這段故事,又有了改觀——
一方面是,文字描繪更為細緻生動了。你看:「…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那裡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著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無論史書、「平話」,鞭打餐郵的刑具都是「杖」或「鞭」,唯獨《三國演義》中的張飛在鞭打督郵時使用的是柳條!
一向手持丈八蛇矛馳騁疆場的張翼德居然拿著細細的楊柳條在打人,豈不顯得有些滑稽?殊不知這正是張飛的狡黠之處:柳條打人,可以致痛而不會很快致死,唯有這種長時間地折磨督郵,方能洩他對這貪官的心頭之恨。借助這枝柳條,我們看到的是粗中有細、魯莽中有狡黯的張翼德的豐滿藝術形象。
另一方面,羅貫中描繪的這回故事,與其說是為了塑造張飛的藝術形象,不如說更重要的是為了突出劉備的為人。
張飛要殺督郵,出於憤怒,生性剛烈,堪稱將才;關羽要殺督郵,出於遠慮,遠慮之人,堪任帥才;而劉備不殺督郵,因為他「終是仁慈的人」,而為人仁慈,才能廣收民心,算得上君王之才。羅貫中在這回故事中所要塑造的,正是劉備這樣一個「仁厚之主」的藝術形象。
他決不贊同《三國誌》作者那樣,將劉備寫成一個動輒激怒的血氣方剛的人物,也不滿意「平話」在描寫張飛怒鞭督郵時劉備不置一辭;他需要在歷史人物劉備頭上畫上一圈光環,讓他在小說中出場不久,就給人留下了為人「仁厚」的鮮明印象,從而為他後來在蜀國登基稱帝留下一個有力的伏筆。
羅貫中的心是傾向於漢室後裔的劉備的,他一心嚮往的,是讓劉備這個仁厚之主來重整漢代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