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並非毫無關係。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於阿拉伯語「afyun」。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裡，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淨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軾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癮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於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只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乾隆聽政圖
然而，世界上白銀產量畢竟是有限的。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產量卻十分有限。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於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幣，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幣，一翻就是6倍多。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准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佔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佔輸入貨物的1/2了。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裡沉溺於抽鴉片。儘管當局採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產、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隻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廣州道台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製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製造更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致了中國財政的瀕臨破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鴉片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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