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基本制度的變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畫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現代轉型的門檻上，為何沒有繼續走下去?這是向市場自發力量的投降，對自然趨勢的順應?還是形勢比人強，另有難言之隱?皇帝此後終其一生對此保持緘默，不作任何解釋，也留給後人無限的遐想。
《乾隆十三年》，這名字乍看上去頗有些比附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的味道。有膽量這樣為作品命名的著者，要麼是市場嗅覺靈敏、初出茅廬而不畏人言的「青年歷史發明家」，要麼就確實是在本領域經年耕耘、「內功」深厚又能於往返於古今雅俗之間、心潮逐浪高的資深學者。
高王凌先生屬於後者。他向來擅長借古喻今，或者應當這樣說，讀他的書，總有一種在不同時代間穿越、相看兩不厭的閱讀快感。他對於中國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政策的強烈問題意識總不時躍然紙上，這恐怕與其親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政策研究與實踐過程不無關係。在這本新著中，高先生用歷史的顯微鏡，從經濟、政治、文化幾個維度，對乾隆朝的前十三年作了一個剖面分析，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老大帝國現代轉型的一次重要嘗試，以及這種嘗試的戛然而止、急轉直下以致功敗垂成的全景。之所以會失敗，絕非統治者庸碌無能。恰恰相反，這位皇帝是抱著一番獨步古今的大志向，也確實有所作為、開出了一番新氣象。這就很難以個人事功作為判准，只能說是體系的崩塌了。
對十八世紀以來中國轉型的艱難歷程，大致有這樣幾類典型的看法：一是西方中心論下的「衝擊-回應」模式，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基本是歷史的偶然，是對外力的一種被動反應;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五階段論，這裡面帶有一種必然性和規律性的意味;三是側重講中國自身的特殊性，以黃宗智先生為代表，強調人口壓力、人地關係格局導致勞動相對於資本總是處於更具優勢的地位，故而長期處於一種「無發展的增長」或餬口經濟的停滯狀態;四是同時反對上述三種判斷，以王國斌、李伯重先生為代表，認為明清以來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已然孕育了諸多現代性要素，並取得了絲毫不遜於同時期西方的一些漸進轉型成就。
乾隆狩獵
以上述分類體系觀之，《乾隆十三年》可歸於第四種。作者試圖在繁雜的歷史材料中挖掘出特定行為主體在特定時代掙扎、折騰以轉型求存之處。高先生受到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和美國學者斯科特的影響較大，這不僅體現於本書，還有他此前對於中國農民「反行為」的系列研究中。布羅代爾對十八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若干共時性特徵的敏銳判斷，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中觀察到同一時期歐洲歷史中國家觸角的延伸、政府功能的擴大及其對社會領域的嵌入，凡此種種，都為高先生寫作本書提供了很好的後見之明和分析框架。借用錢穆先生的概念，就是表達了一種「時代意見」。
人口的持續增長，這是前現代末期最明顯的共時現象。在歐洲主要是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福利改善，降低了新生兒死亡率;在中國則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政策放鬆的產物。在傳統生產方式下，勞動力投入是農業產出的決定性因素，所謂精耕細作、集中種植，都依賴於此;另一方面，人口繁衍也帶來了需求的擴大，逐漸地，各省區之間開始根據某種比較優勢，自發形成一定的產業集聚和功能區劃。人口稠密的江南、兩廣一帶儼然已大幅領先於廣大中原、內陸地區，進階到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康雍乾時期，面對人口的超增長(短短一個世紀中由一億增至三億人)，倘若繼續依循傳統的治國理政模式，聽憑小農經濟自我調節，已明顯捉襟見肘。康熙初步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存在，試圖以一種積極姿態加以應對，他說：「戶口殷繁固是美事，然當預籌安養之策。」但康雍兩朝，無非只是在「多予、少取」上做文章，永不加賦、攤丁入畝，卻終究沒有出台一套系統性的經濟對策來應對史無前例的人口轉變和它所對應的全新的人地關係結構。
政府力量的崛起，特別是對經濟事務的深度干預，是十八世紀又一個顯著的共時現象。乾隆朝的前十三年，著重在農政、糧政這兩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並以此為突破口，在整頓吏治和社會治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乾隆七年六月的一份上諭中寫道：「《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藩鳥獸。其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乾隆九年又批示：「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何以非滋生養贍之術?」這其中滲透出的政策取向，就不單是著眼於一個糧食安全問題，而是要「愛民、養民、足民」，使民眾通過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和專業化經營，實現過剩人口的「充分就業」。上有所好，地方官員更加不遺餘力。在乾隆皇帝多次通過批示申飭地方有司擴大政府職能，全面「留意於稼穡桑麻」後，以往多關注司法、社會領域事務的地方官員，逐漸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清代長期實施規避本籍的流官制度，這種全國範圍內經常性的官員流動也把相對發達地區的發展經驗帶到落後地區。《乾隆十三年》講述了多例地方官借助此前的人脈網絡、官場資源「招商引資」，引進新的生產項目，幫助當地百姓致富的故事。除了項目上的直接扶持，在財政方面，自雍正時期開始推行的「火耗歸公」也專門劃出一定部分作為地方建設資金，這就給官府勸農提供了充足的「彈藥」。
更大的手筆出現在流通領域。乾隆前期，對國家糧食儲備制度做了重大調整。從歷史上看，儲備政策的目標，本應是救濟災民，穩定物價。就國家統治者而言，也可以穩定壓倒一切，避免饑民叛亂，然而這一良好的初衷卻在執行過程中屢屢被扭曲。其一，統治者將儲備糧視作一種靜態的資產，當賑而不賑。其二，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糧食流通體系梗阻。政府、百姓、糧食供應商組成了一個物流體系，任何一個環節發生梗阻，都會導致糧價異動。而在糧食形勢趨緊時，糧商出於利潤最大化的考慮會「閉糴」，但這要受到糧食購銷企業本身經營規模的限制，在古代還很少有能夠影響全國糧食市場的私商，而一般地方性的大糧商，也會顧忌到相鄰地區糧商會否乘虛而入擠占本地市場份額，故而斷不會將「閉糴」進行到底;而恰恰是以本地田賦和人口為唯一考量(這也是古代官吏政績觀的約束)的地方官員，最敢於無視市場力量，堅決「閉糴」以確保本省供應，以鄰為壑，獨善其身。這些問題都是困擾歷代王朝的老大難問題。
乾隆準備碰一碰這個釘子，改革糧食流通體制。乾隆初年的糧食儲備規模超過三千萬石，是雍正年間的三倍之多。時人的說法是，從前只是重大災害才由政府出面賑濟，小災則全靠鄉里互助調劑，從未有過「每歲賑恤之事」。這當然是不小的發展成就，但「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與今天類似，清朝儲備糧亦分中央儲備與地方儲備兩種。其中的中央儲備主要為漕糧，起運貯存在京師，滿足宮廷、政府機關與軍隊使用之餘，可以下撥賑災(即所謂「截漕」)。但就數量而言，中央儲備常常遠水不解近渴，還需依賴以常平倉為代表的地方儲備。按照國家財政安排，這些「地方糧庫」每年春夏青黃不接之際出借(有息)，或平價出糶，秋冬糴還，逢災年則發放給困難戶。這裡就存在一個「國有糧食企業」的最佳收購規模問題，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政府手中無糧，心中發慌，賑災底氣不足;但設若政府收購過量，多收了三五斗，國家儲備多了，市場供應就要緊張，便要在物價上反映出來。更何況，在「永不加賦」這一財政預算硬約束條件下，總稅收基本是鎖定的，各類開支也就很難隨物價變動而增減。而糧價卻是隨行就市的，特別是乾隆初期，出現了長時間的輕微通貨膨脹。如此一來，糧食的收購、保管，就是極大的問題，這是自漢代設立常平倉以來兩千餘年未嘗有過的複雜局面。到底是藏糧於民，還是藏糧於國?以什麼價格、何時購入?以什麼價格、何時賣出?「國有糧庫」能否做到順價銷售?為防止谷賤傷農，是否採取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一旦出現虧損掛賬，國家財政是否埋單?新糧與舊糧之間如何配比?儲備糧怎樣輪換以做到「推陳儲新」?在這一進一出中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的「糧耗子」如何懲治?這些問題很快擺到改革者的面前。
乾隆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國米價上升，部分地區甚至發生了搶米風潮和大批群體性事件。皇帝本人親自寫信給各省督撫，命其陳奏米價騰貴緣由，各省督撫相繼發表見解。就一個具體的經濟問題而展開如此大規模的高層研討，在當時並不多見。除了甘肅巡撫認為該省米價上漲系收成欠佳所致外，官員們指出了導致糧食流通不順的諸多體制因素如人口增長、國家儲備規模過大、收購速度過快、強買強賣、貪污虧空等等。不久後，糧食新政逐漸偃旗息鼓。
今人評價兩百多年前這位皇帝的這番「折騰」，常語帶嘲諷，嘲笑他如此不自量力，試圖對偌大一個帝國進行「數目字管理」，妄圖在那樣一個貧窮的物質基礎上開展「大政府」的實驗，而幾乎是同樣的一些問題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仍在困擾著中國的執政者。這些評論，同樣是一種「時代意見」。那麼，當事人自己的「歷史意見」是什麼?乾隆新政背後的動機是什麼?高王凌先生給出了他的答案：回向三代。
「三代之治」，是傳統儒家政治理念的理想類型，也是歷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標。它也可以說是康雍乾三代領導人的共同理想。所以乾隆在接班之初就曾高調表態，重申乃父遺訓：「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從儒家治國理念來說，「回向三代」至少包括封建、井田、學校三項，分別關涉政治、經濟和文教三項根本制度。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清代始終未能放棄嚴苛的壓制性政策。焦點就集中在封建與井田兩項。
這兩者是什麼關係呢?按照錢穆先生的思路，井田是封建制的基層機制，分封-世襲-推恩則是封建制的頂層設計。這個設計得以維繫的前提是地方自治、國際聯盟及一套國際法準則(如弭兵大會即裁軍談判)。但它如同下棋，起初只是布點，不意從上而下的層層分封很快幾何級數發展到星羅棋布，從下往上的農民自發開荒也很快實現了農耕對遊牧、中原華夏向周邊部族的圍剿，起初在土地無限供給情況下的無限分封竟很快達到了極限，封建格子就此脹破。於是，戰國時追求的就不全是國際維穩和均勢，甚至意在建立國際新秩序。對地圖上的增量部分轉而採取中央直接派員管轄的方式即郡縣制，把各大根據地連成一片，也即由封建到郡縣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出於集權的需要，清帝都不打算恢復封建，但確曾動過恢復「井田」的主意。乾隆初年，黃宗羲、顏元等人都研究過如何從地主手中收田、限田以至於達到均田、井田的方法。乾隆也曾主持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土地制度改革研討會」，要求大臣就歷代均田、限田政策的執行效果發表看法、分析利弊得失，對如何從根本上消除貧富不均、消滅兩極分化提出政策建議。討論趨向深入，皇帝也回到現實：「均田限田之制，雖屬古法，而實不可行;蓋民之貧富不一，必欲齊之，則諸弊以起。」於是，他開始在保護業權與保護佃權之間搖擺不定，最終發覺無法在土地制度上取得根本突破，轉而勸諭業戶減租減息，以改良租佃關係。直到最後，把改革糧食流通體製作為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抓手——雖不能恢復井田，平均地權，但通過擴大政府職能，推動一些具有普惠性質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社會救濟措施，以期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理想。
乾隆當然不會意識到他的王朝將成為帝國的終曲，但他的「回向三代」、追比先賢、希望創立不朽功業(晚年自詡「十全老人」)、實現一個帝國所能想像的最偉大復興的夢想，卻如落日餘暉一般，耀眼而短暫。乾隆十三年後，這個頗具雄心的皇帝逐漸倦於政事，罕有提及什麼宏大敘事、社會關懷，從理想之巔峰直入心灰意懶之谷底，更不免性情乖戾。他憤懣於君臣、君民不能同心同德，政策傳導、執行和落地的過程中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貓膩。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空有堯舜之志，卻生不逢時，面對的是一群假公濟私的貪官和頑劣不化的暴民。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喪氣得很!他大抵也懂得「信任不能代替監督」，所以乾隆一朝誅殺貪官、整飭吏治倒也算得上風生水起，可王朝敗象卻總不見改觀。
帝國基本制度的變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畫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現代轉型的門檻上，為什麼沒有繼續走下去?這是向市場自發力量的投降，對自然趨勢的順應?還是形勢比人強，另有難言之隱?不管怎麼說，這多少令人遺憾。皇帝此後終其一生對此保持緘默，不作任何解釋，也留給後人無限的遐想。伏爾泰在詩作中抱怨道：「我常給中國皇帝去信，直到而今，他沒有給我一點兒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