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大清王朝結束海禁，開放對外貿易，在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台山設立了四個外貿口岸。不過，外國人還是按明末慣例，只在廣州貿易。寧波等港口作為開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國商船登陸的紀錄，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實在受不了廣州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制剋扣，壯著膽子，北上寧波直接採購茶葉和絲綢。
多年沒見到外國人的寧波官員和商人對洪仁輝等人很熱情，採購進行得很順利。「洪仁輝船長和他的水手們抵達寧波，並受到熱烈歡迎。回國時，洪仁輝船長帶回了滿艙的中國貨物。」在寧波採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在這個成功的開始後，英國商人來寧波越來越頻繁。
然而兩年過後，風雲突變。「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當他(洪仁輝)再次到達寧波時，中國人先讓他等著，然後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並不做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原來，頻繁到達的英國船隻讓地方官很不安。他們上報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來。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訣就是收緊韁繩，強化控制。在他眼裡，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分子，都要歸攏到政權的羅網之內。大清王朝的千秋萬代，固若金湯，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雖然重新啟用寧波等港口，會給浙江經濟帶來推動，但是卻給帝國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多開一個通商口岸，就讓百姓多了一個裡通外國的窗口。所以經過權衡，皇帝向地方官員下達諭旨：
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於此復又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往往有私為招致者。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亦樂於夷船進口抽肥獲利。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誠恐別滋事端，尤當時加體察。(《清高宗實錄》)
乾隆
皇帝發出諭旨，規定對外貿易依舊只能在廣州進行。
剛剛從直接貿易中嘗到甜頭的英國人卻不想再回頭，對於英國人來說，這個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對他們實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兩年，英國人發明了飛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國人又發明了新式紡車，紡織業異軍突起，帶領整個工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機器的大量採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而在這一年，乾隆進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強大起來，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全世界。從1698年至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賣到中國。(《全球通史》)
由於十三行的限制，多年來中英貿易處於嚴重不平衡狀態。茶葉越來越成為歐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問題是，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用什麼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英國本土出產的商品，很少能通過十三行在中國打開銷路。從1786年到1829年，英國人八次把棉紡織品運到廣州，結果都銷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國商人帶來英花呢4509匹，剪絨與天鵝絨416匹，在廣州市場上拍賣脫手，結果賠本60%。(《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英國可以為中國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場需要量畢竟很少。除了在蘇、浙一帶棉花歉收時賣一點印度棉花外，英國人竟然找不到能賣給中國的東西。因此，英國人只能用現銀來買中國茶葉。當時來廣東的英國商船，船上只有10%是貨物，另外90%以上都是現銀。所以在中英貿易中，英國是連年絕對的逆差。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一直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這樣巨大的貿易赤字他們實在承受不了。他們急切地想繞開十三行，親自深入中國市場，瞭解中國老百姓到底需要什麼。他們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製造」，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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