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舉制度對桐城派古文的興盛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此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時文與古文的密切關係，二是桐城派創始諸人與科舉制度的密切關係。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順治時期
在順治二年(1645)舉行首次鄉試，清朝科舉制度遂正式開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發展到清代已相當嚴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載：「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制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科舉制度通過功名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許多士子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窮經。
由於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考試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各級學校的教學重點，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條件。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以與古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程朱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鑒。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鑒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徵來創作時文。
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李元度在為李撫九選編的《古文筆法百篇》作序時這樣談及古文與時文的關係：「古文者，別乎時文而言也。近代選家如茅鹿門、儲同人、汪遄善之徒並有評本，識者謂未能盡帖括氣習。然余論古文之極致，正以絕出時文蹊徑為高;而論時文之極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為最上乘。明之震川、荊川、陶庵，昭代之慕廬、百川、望溪，皆以古文為時文者。功令以時文取士，士之懷瑾握瑜者賓賓然爭欲自澤於古，有能導以古文之意境，宜瑩然而出其類矣。」
曾國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與時文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說「自有明以來，制藝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為之點，為之圓圈，以賞異之;為之乙，為之圍鑯以識別之;為之評注以顯之」。由此可見，以古文為時文，可提高時文的水準，明清士子為在科場出人頭地，自然要究習古文，以圖將「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融入時文，取得「瑩然而出其類」的效果。
桐城派創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壇聲譽鵲起，與他在科場得售有關。戴名世在《方靈皋稿序》中曾說：「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采，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采，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此處當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舉江南鄉試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聞名，科場得售更促使士子們訪讀其古文，試圖從中探求科場的敲門磚。
方苞編選的《古文約選》與《四書文選》，更是將古文與時文緊密聯繫起來，推動了古文「義法」的廣為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