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一個貢獻是發現了一批晚出先秦經書，使之免於佚失，由於劉歆的倡導宣揚，使這批古文經書為社會和士人廣泛得知，遂轉相傳習不輟。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二個貢獻是開闢了以文字和歷史解經的新方法，為了發揚古文經，劉歆等人重視訓詁，不僅憑此以讀經，且據古文的字體筆意以解經。
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三個貢獻是打破了今文經學對儒學的壟斷，開啟了古文經學的發展道路。如果說是董仲舒開創了以微言大義說經的今文經學的話，那麼重視名物制度的古文經學就是劉歆開其山門了。
劉歆對「五經」古文經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所特別愛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傳》。漢哀帝即位時，劉歆建議將《左氏春秋》及《毛詩》、《儀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下詔徵詢臣下對立《左傳》博士的意見，同時讓劉歆去跟今文經博士們討論經義。
校理群書
劉向、劉歆父子經過20多年的努力，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在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中，劉歆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正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後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並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系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
劉歆在其父劉向編纂《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是具有學術史價值的著作。《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
《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著《移書太常博士》，是經學史上重要文獻，製作量器「律嘉量」，即圓柱形的標準量器。根據量器的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是3.1547，世稱「劉歆率」。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後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谷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谷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谷梁》之上。
今文經學：劉歆作為西漢末期的著名學者，他曾對西漢中葉以來盛極一時的今文經學進行過尖銳批評。他認為今文經學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根本無法達到用日少而畜德多，以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盡快結束那種一經說至百餘萬言的煩瑣的章句學風。除此之外，劉歆還對今文經學的以家法傳授的弊端進行了指責，認為他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他們這樣做無非是要達到黨同門，妒道真的政治目的。劉歆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
古文經學
自西漢晚期開始，古文經學的振興是與劉歆的積極倡導分不開的。他在長期校理中秘書籍的過程中，接觸到大批外人無法看到的古文經籍，從而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並做出了空前的成績。具體地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藝的次序，把《易》經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時，協助劉向將內朝秘藏中發現的《古文易經》校對當時通行的《易經》各種隸書本，把費氏《易》定為古文經典。自孔子以來，六藝次序總是以《詩》、《書》為先，然後一般是《禮》、《樂》、《易》、《春秋》。劉歆認為，「六藝之文，……《易》為之原」。他對《易》頗有研究，認為《易》經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聖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因此，六藝之首當推《易經》。
從此以後，歷代志書和目錄關於六藝的次序，均以劉歆的說法為準。至於《易》的流傳，西漢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費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隸書的抄寫本子。劉向、劉歆父子發現了戰國遺存的古文本，用來校對各種隸書本，結果只有費氏《易》與古文本相同，於是確定費氏《易》為古文經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書》和《逸禮》的來歷，將秘藏的古文經本傳出內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機會學習。魯恭王從孔子舊宅中發現了古文《尚書》與《逸禮》，後由孔安國獻給朝廷，藏於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時，發現古文《尚書》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並對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發現了一些脫字之處。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首次披露孔壁古書的事實，使朝野士人都知道還有《古文尚書》與《逸禮》的存在。這對推動古文經典的廣泛流傳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詩》歸於古文經典。劉歆少時通習今文《詩》學，後來才讀到《毛詩》。他根據內朝秘府的資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學，在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第四，首次把《周官》稱為「經」，列入古文經典。《周官》名稱，始見於《史記·封禪書》，原來不稱「經」，與儒家經典沒有什麼關係。劉向、劉歆整理時，開始歸入「六藝略」禮類，稱之為《周官經》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書的義理。從漢初直到漢成帝時，傳習《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張蒼、賈誼、趙人貫公、張禹、尹更始及其子尹鹹、翟方進、房風等人。由於「《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訪而已。」劉歆校「中秘書」時，看到《左氏傳》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進和亟相史尹鹹學習《左氏春秋》，質問大義。
天文學家
羲和，西漢時稱太史令，王莽奪權後，把許多官名都改為上古時的官名。羲和是帝堯(約公元前21世紀)時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稱改為羲和。劉歆任天文官時，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天文工作，這就是編製了三統歷，他對天文學的貢獻都記載在三統歷之中。
三統歷是根據太初歷改編的，其中加入了許多新的內容。太初歷是漢初天文學家鄧平、落下閎等人編製的，從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漢末。劉歆系統地敘述了太初歷的內容，又補充了很多原來簡略的天文學知識，並仔細分析考證了上古以來的天文文獻和天文記錄，寫成了《三統歷譜》。
最早提出「歲星超辰」計算法：三統歷在中國天文學史上，首次提出了歲星超辰的計算方法。歲星就是木星，歲星超辰即：它在恆星背景上約每11.86年自西向東運行一周。由於11.86年與12年很接近，我國古代就認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為12分，稱為12次，認為木星每年行經一次，12年正好運行12次，完成一周天。
由於11.86年的週期較12年要快一點兒，因此經過若干年後，歲星的實際位置就較按12年一周天計算的位置超前一次，這就叫歲星超辰。設歲星經過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計，歲星運行了X次;按照11.86年一周天計，歲星運行了12X/11.86-1，列成方程：x=(12x/11.86)-1，解這個方程，X=84.71，就是說，歲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劉歆還是中國古代第一個提出接近正確的交食週期的天文學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週期的最早記載，是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但由於可能是某些數字的錯亂，在劉歆所處的年代很難確定它的週期值。劉歆堅信日月食都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他通過分析各種書上的月食記載，提出了135個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週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