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別號憂庵，晚號栲栳，晚年號稱南山先生。死後，諱其姓名而稱之為「宋潛虛先生」。又稱憂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戴名世20歲授徒養親，27歲所作時文為天下傳誦。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應試。二十六年，以貢生考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因憤於「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不就;漫遊燕、趙、齊、 魯、越之間。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趙申喬據《南山集·致餘生書》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跡，參戴名世 「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發，被逮下獄。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被殺於市，史稱「南山案」，戴名世後歸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背景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時家境相當貧寒，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窘困多艱的時期，也是一個發憤立志的時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磨煉，不僅鑄就了戴名世獨特的性格特徵，而且也為他日後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進，力學古文不輟。他「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與朱生書》)。戴名世六歲開蒙就讀，十一歲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壽序》)。由於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為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後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為正藍旗教習。
執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開館執教，使其對社會對生活都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在明清之際熾熱的民族思想推動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時期就日漸樹立起「視治理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戴名世三十四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國子監。作為一個正直的文士，他不願「曳候門之裙」，因此只能過著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後，他在京師與徐貽孫、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使達官貴人們側目。戴名世與方苞等人的結合，是以針砭時弊、振興古文為共同旨趣的。他們每每「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戴名世《北行日記序》)。這毫無疑問招來了公卿大夫們的仇視和攻擊。而他們在古文創作方面的長期切磋研討，也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的發展;他們的古文創作實踐，又哺育著桐城派的誕生。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初集原序》)的宏大願望。當時，因為明史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於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倣傚《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後廣泛搜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因此他廣游燕趙、齊魯、河洛並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遺餘力。一時之間，文名播於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雲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由於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兩百多年，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於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並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後1713年二月初十(3月31日)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當時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侍郎趙士麟、淮陰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原因。滿清貴族入關掌握中原政權後，雖然採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但「剃髮」、「圈地」等一系列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乃使人心思變，清統治頗為不穩。於武力鎮壓後，清廷又特別重視從思想上加以嚴厲鉗制，動輒屢興大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對他們認為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酷烈的鎮壓。戴名世遂罹其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