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129年--182年)，即何子，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兗州西南)人。中國東漢時期今文經學家，儒學大師。何休為人質樸多智，精研六經，對「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莫不成誦」。口訥，不善講說，門徒有問者，則用書面作答。詔拜郎中，因不合於自己的志願，以病辭去。太傅陳蕃召請他參與政事。黨錮事起，陳蕃被殺害，何休也遭禁錮。他閉門不出，用功十餘年，作《春秋公羊傳解詁》12卷。又注《孝經》、《論語》等。另作《春秋漢議》13卷，以春秋大義，駁正漢朝政事600多條，「妙得公羊本意」。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掾屬，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西元129-182)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鄰近曲阜)。父何豹，曾任九卿之中的少府，何休依據漢代官員子弟可蔭任為中低層官吏的制度開始任官。
何休廢官居家期間，「罩思不規門」，撰寫《春秋公羊解詁》，這部著作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之中。
何休是漢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後最大的《公羊》學者。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公羊》學面臨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治《公羊》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貴文章而不重義理，偏重讖緯之學等，「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反者，其勢是以講誦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何休感歎不已：「余竊悲之久矣!」因此，決心繼承漢初以來《公羊》學的事業，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訪》，「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繩墨焉」(《公羊解訪咱敘)。《公羊解估》作為兩漢《公羊》學之集大成著作，博采眾家精華。何休自序雲遵照胡毋生的「條例」，說明他遠襲漢初第一代經師的學說。
他還鑽研過《春秋》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陳澧《東塾讀書記》)。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學說。何休在總匯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孔廣森《公羊通義》)。
所謂「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暢通;從而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條例」大約有三類：
一是承襲先師的條例;
二是串解暢通經文之後提出的條例;
三是何休自設的條例。
通過這些「條例」，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系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休企圖重振《公羊》學昔日盛況的努力。
何休又是繼董仲舒之後借解訪《公羊傳》發揮政治思想的人。他在《公羊解訪》自序中，強調「治世之要務」，力圖挽救東漢末年衰敗的政局。通過《解估》，揭露桓、靈之際君權旁落的景況，斥責宦官專政的腐敗與暴虐，主張選賢與能及輕搖薄賦，反對豪強兼併土地與搜刮民財等等。
何休長於天文歷算，與老師羊弼，根據公羊學博士李育的學說，駁難《左傳》和《谷梁傳》。作《公羊墨守》14卷，申說公羊家的春秋說，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氏膏肓》10卷，指出《左氏春秋》問題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谷梁廢疾》3卷，指出《谷梁春秋》也有問題,如人得了癱瘓廢疾,難於復起。
人們稱這三部書為「三闕」，言其理論幽微,難於通曉,如三座宮闕高不可攀，以後鄭玄作《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相駁難。京師稱鄭玄為「經神」，稱何休為「學海」，十分推重。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傳解詁》至今保存。何休在該書《序》裡說:「往者略依胡母生(西漢經師)《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下,何休提倡井田;對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說，也作了新的闡釋和發揮，提出「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歷史進化思想。
在《文謚例》裡，何休闡述了「三科九旨」。新周，故宋，王魯，是一科三旨，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從三科九旨推演，又有許多義旨。表明《春秋公羊傳解詁》是公羊學從西漢到東漢的總結和發揮，由於這部書保存了公羊家的許多條例、義旨，後世公羊學者奉為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