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梁令瓚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儀器製造專家。由於中國古代史籍對科學技術的忽視，對梁令瓚的記載相當簡略。從新、舊《唐書》的《玄宗本紀》和《曆法志》中可以知道，身為蜀人的梁令瓚大約是與僧一行(俗名張遂，公元683-727年)同時代的人，他在天文科技上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儘管記載相當簡略，卻絲毫無損於梁令瓚的科技成果在科學技術史上大放光彩。因為他創製的黃道游儀，為唐代先進曆法《大衍歷》的編修提供了先決條件;他同僧一行合制的水運渾天儀自動報時裝置，開創了中國獨特的天文鐘先例，在世界天文史上也有劃時代的意義。
唐朝在玄宗之前，以太史令李淳風編製的《麟德歷》作為通行曆法。這個曆法較之以前的各種曆法，有很大進步;但沒有考慮因地軸的長期運動所帶來的歲差，因而運行時間越長，誤差越大。到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已不能準確地預報日食，出現了太史頻奏日食不效的難堪局面。唐玄宗於是下詔，命僧一行編修新歷。
僧一行精通天文曆法，深知歷代天文學家都注重在實測的基礎上制訂曆法，沒有天象方面的客觀依據，就無法制定準確的曆法。他向玄宗提出：欲創歷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變。而當時掌管天文曆法和氣象的國家機關太史監，因為沒有黃道游儀，無由測候，難以滿足僧一行的要求。
此時，正待制於而正書院的梁令瓚，是一個對渾象頗有研究的天文業餘愛好者。渾象雖不是黃道游儀，但二者是關係相近的天文儀器。渾像是在一個大圓球上刻畫或鑲嵌有星宿、赤道、黃道、恆隱圈、恆顯圈等，用來演示渾天說的表演性儀器。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都十分重視渾象的製作和運用，並不斷地改進渾象製作技術。梁令瓚仔細地研究和分析了前人所制渾象，特別認真地觀察了李淳風在唐貞觀初年所改制的四游儀。他發現由於月亮軌道平面變化很快，黃道和赤道的相對位置也因歲差而發生緩慢的變化，但四游儀對這種變化卻反映不出來。經過反覆的試驗、比較，梁今瓚摸索著將鑲嵌在圓球上的固定黃道，改為能在赤道上移動的游動黃道，以表示古人所理解的歲差。他按照自己的設想，繪製了圖樣，又用木料製成模型，即黃道游儀，經過演示，甚為精密。
僧一行對梁令瓚的黃道游儀很感興趣，因為這對於推算日月運行大有幫助，特別是游動黃道能符合歲差，恰好彌補了李淳風四游儀的不足。他向玄宗報告說：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鋼鐵。唐玄宗立即批准了並派僧一行和梁令瓚主持。他們帶領工匠，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於開元十一年鑄成黃道游儀。這架天文儀器除了具有符合歲差的優點外，還能使赤道開合，觀測者可以從黃道環上讀出所需數據，既減少了運算層次，又增強了準確性。唐玄宗對黃道游儀非常嘉許，親自撰寫銘文，用金字書於儀輪之上，又命學士陸去泰將鑄儀時間及工匠姓名，用銀字書於儀盤下。
黃道游儀置於專門觀察天文的靈台上，以供觀測使用。僧一行運用這架儀器，做了許多有重大意義的工作。他在測量星宿的經緯度時，在世界上第一次發現了恆星自行的現象，即發現了恆星的運動，這比歐洲的相同發現約早一千年;他根據大量的觀測數據，進行統一歸算，完成了大衍歷初稿。開元十七年，根據大衍歷編成的歷書頒行中國，經過檢驗，比當時的各種曆法都精密得多。大衍歷後來傳人日本，行用近百年。
在製作黃道游儀的同時，梁今瓚又與僧一行共同製造渾天儀，並在製作過程中發明了自動報時裝置，開創了中國獨特的;天文鐘先例。
渾天儀又叫渾儀，是反映當時先進的天文學理論渾天說的一種天文儀器。中國製造渾儀的歷史相當悠久，漢代張衡已開始用水力推動齒輪，使圓球運轉，正好一天一周。但到了唐代，流傳下來的渾天儀已不能適用。梁令瓚和僧一行在製作黃道游儀時，認為改造渾天儀十分必要，渾天儀也應按照黃道游儀的製作方法，使黃道運行，這樣，簡而易從，可以製器垂象。
梁今瓚和僧一行按照黃道游儀的製作方法，經過反覆努力，終於重新製成了渾天儀。新的渾天儀，用木櫃表示地平，圓球的一半在地平之上，一半在地平之下，以觀測朔望;木櫃中各施輪軸，鉤見關繅，交錯相持，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渾天儀採用傳統方法，以水為動力，使其自轉，因而稱為水運渾天。這個水運渾天儀一晝夜自轉一周，正好和周天恆星的運轉相一致。
水運渾天儀是一具依靠水力而使其運轉，能模仿天體運行的儀器，並可以測定時間。這個渾天儀改進了漢代科學家張衡的設計，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除了表現星宿的運動以外，還能表現日昇月落，當然比張衡的水運渾象儀更加精巧、複雜了。所以，當水運渾天儀造成之後，置於武成殿前，文武百僚觀看後，無不為其製作精妙，測定朔望、報告時辰準確而歎服，共稱其妙。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水運渾天儀上，還設有兩個木人，用齒輪帶動，一個木人每刻(古代把一晝夜分為一百刻)自動擊鼓，一個木人每辰(合現在兩個小時)自動撞鐘。這兩個木人當然應該說是運用機械原理而製成的古代機器人。這是一個十分巧妙的計時機械，是世界上最早的機械時鐘裝置，是現代機械類鐘錶的祖先，比公元1370年西方才出現的威克鍾要早六個世紀，這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科學家的聰明才智。
儘管這架水運渾天儀在使用了一段時間後，便因銅鐵漸澀，不能自轉而進入博物館了。但是，梁令瓚和僧一行卻以獲得天文鐘的發明權而永垂史冊。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中說：梁令瓚和僧一行所發明的平行聯動裝置，實質上就是最早的機械時鐘，是一切擒縱器的祖先，走在歐洲14世紀第一具機械時鐘的前面;西方關於鐘錶裝置是14世紀早期歐洲的發明這一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梁今瓚除了製造天文儀器而外，亦工篆書，擅畫人物，是唐代著名畫家之一。他所畫的人物，也是同天文緊密聯繫著的，存世作品有《王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形象逼真，活靈活現，極受稱譽。據《圖繪寶鑒》記載，宋代名畫家李伯時讚揚梁令瓚的人物畫甚似吳生，能和當時的著名畫家吳道子相比美，其畫藝的高超已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