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及《硬骨頭和軟骨頭》等雜文，被當時中央社會部長康生上升為政治問題，隨著又居心險惡地給王實味羅織捏造了「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後又由他口頭發話，於1947年1月，將王實味在山西興縣槍決。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錯案，製造這起冤案的罪魁禍首就是康生。
王實味被處決後第二年，毛澤東才知道，當時發了脾氣，並氣憤地說：「賠我一個王實味!」1948年8月，李克農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此時康生已離任)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了書面報告，對處決王實味的錯誤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李克農為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在報告中隻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裝作一無所知，沒說一句擔負責任的話。
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4歲喪母，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當時小學7年制)，17歲中學畢業(中學四年制)。他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親薰陶，古文功底較厚，他的老師曾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輕的王實味，愛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欽敬和追隨中國共產黨，並於1926年1月，經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由於王實味個性強，脾氣拗，敢直言，常和黨支部書記鬧意見，敢爭吵，於是被黨支部書記開除了黨籍。後來又經過他再三努力，於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給康生造下口實，說他是托派分子。
劉螢和王實味相知相識，又經過一年多的接觸，她深感實味是個堅信共產主義、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們相互瞭解，加深了友誼，終於1930年1月結為夫妻。這期間，他在上海筆耕甚勤，發表許多評論文章和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小長兒和荔枝罐頭》、《楊五奶奶》和中篇小說《休息》，曾受到胡適和徐志摩的重視和讚許。當時王實味革命熱情很高，煥發出極大的政治熱情，經常與杜宏遠等人在一起忙於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黨支部委員)。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救亡熱浪席捲全國，王實味和妻子劉螢一致認為應該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們嚮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搖籃，是抗戰的策源地。當他們決定去延安時，妻子劉螢已是孕婦，一個孕婦再領兩個孩子，當時路途險惡如何去得延安?於是劉螢決定打胎。吃了兩副藥都不見效，怎麼辦呢?經過商量，決定讓王實味先去延安，劉螢暫時回長沙娘家。在長沙設法住院或手術，那裡有家人照顧，可以較好地休息，等身體恢復後再去延安。於是1937年9月，王實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鄭州，之後，由她帶著兩個孩子回到長沙，王實味於當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實味到了延安，不斷給妻子寫信，一是問打胎情況，二是問何時去延安?劉螢在長沙吃了幾劑藥仍不見效，情況異常。幸虧嫂子張羅，安排在德國一家醫院做了手術，取出死胎，總算沒丟掉性命，但身體虛弱，此時，日寇已漸向武漢推進，再經鐵路去陝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長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舉進攻武漢，長沙百姓也開始逃難，劉螢和姑母拖兒帶女逃到了湖南桃園縣。此時王實味的信由劉螢在省立四師教書的同學余書雲轉給她(省立四師也在桃園)，1938年10月，省立四師遷往辰溪，此時，劉螢想去延安，結果延安沒去成，與余書雲也失去聯繫，從此，劉螢與王實味斷絕了音信。
1940年，經友人來信要她經重慶去延安，並說到了重慶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並寄來130元錢給她當路費。她帶著孩子經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們又從陸路到了沅陵，此時她手中的錢所剩無幾，無奈只好由在桃園居住的一個鄰居介紹，來到了沅灃縣沅灃中學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長沙。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及《硬骨頭和軟骨頭》等雜文，被當時中央社會部長康生上升為政治問題，隨著又居心險惡地給王實味羅織捏造了「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王實味被處決後第二年，毛澤東才知道，當時發了脾氣，並氣憤地說：「賠我一個王實味!」
1948年開始，劉螢在長沙市郊雲峰中學教書。1949年2月參加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了聯絡員。1949年8月，長沙解放了，他們的女兒和兒子分別念高中和初中，她們看到解放軍入城的隊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悅的淚水。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解放了，劉螢和孩子們以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別是劉螢以為天天盼望全家團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麼也沒想到全家的團聚已不可能了!
長沙解放後，劉螢一面工作一面到處打聽王實味的下落，但毫無結果。這使她焦急萬分，她曾寫信給中組部詢問王實味在哪裡?得到問答是：「王實味在敵人進攻延安時，要求到敵後工作，得到組織批准，從此失去聯繫。」
後來，又有人說實味可能在東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廳到湖南招聘教員，經十二兵團介紹，劉螢去了東北。到吉林省後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書。1951年暑期劉螢參加思想改造運動，才得知王實味在延安整風時犯了錯誤，但沒有人告訴她詳情。1954年春，劉螢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兩年後，又從蛟河一中(縣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鎮)工作，劉螢盡量不去想這一再調動的原因，甚至別人調工資她反而被降一級，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時，她的工作態度和成績終於贏得當地政府、學校黨支部、老師和學生們高度評價，可有時一想到實味下落不明，她心裡像壓上一塊石頭。她女兒再次寫信到中組部詢問父親下落。這次回答是：「王實味到台灣去了。」她們還以為是派到台灣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懷疑中組部所說的情況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後責怪自己：「應該相信組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全家團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齡，但學校應她要求又干了三年義務工作(後來學校要給她補發工資，她說捐圖書室買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她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開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戶口遷到了長春，住在女兒家裡。為了照顧孫子，1970年她又將戶口轉到吉林伊通縣兒子家，1981年，她們又來到了湖北二汽與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聽中央電台廣播，忽聽到播音員說出了王實味的名字，她頓時緊張起來，屏住呼吸仔細聽著：怎麼說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天哪!他竟被處決了!她頓時昏倒，待她清醒過來時，孩子們都守在她身邊流淚。她已經72歲了，豈能經得住如此巨大的打擊，後來得知王實味的罪名：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還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聽後，萬分氣憤，憑著她對王實味為人極透徹的瞭解，她當即斷然肯定這些罪名是強加在他頭上的，純屬政治誣陷，這是千古奇冤，可何時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兩個「凡是」。她決定去北京為實味申訴，要求中央為王實味平反，於是她為王實味清白而奔走呼號!十多年來，她與女兒不斷地給中央寫申訴信，並多次到北京上訪，她感到雖有黨內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爭取為實味平反的路畢竟是漫長而艱難的。
事情終於有了進展，1982年2月，中組部否定了「反黨集團」的存在，1986年8月《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有關王實味註釋改寫「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達給王實味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以「同志」相稱。劉螢終於得到了些許慰藉，但她的心裡始終存有說不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