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裡的故事
生肖文化
求學的時候是最快活與最輕鬆無憂的時間，一生中，也許就只有那麼十幾年可以在其間渡過。猶記得，曾經有過那麼多的夢想，比如醫生為病者排患疾、比如老師教書育人、比如藝術家將自己的作品展現於人……太多的美妙彷彿一個太高的起點，讓我措手不及地接受大學畢業後一年的漫長等待。在我們的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什麼名正言順的“上學－畢業－工作”了，一切都走入時代的正軌。
在大學裡，我是非師範院校的師範專業學生，過多地學習著書本理論，所以我平時就是不上課，考試也能拿到學期獎學金，於是有同學認為我是神。我總是用著一種不同常人的方式在學習和實踐，在畢業前的實習裡，帶了一個初一班一個月的語文課，我從來不備課，上課不用課本，要學生先預習新課，第二天以提問的方式，讓學生熟悉課本知識，把學習的主動權完全放在學生手裡，結果一周下來的學生測試，居然只有五個人及格，高分率1.5％。指導教師要我仔細想想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我無可置否，學生在短短時間內習慣不了我的教學方式，何況他們才接觸初中學習？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一直擔任教師工作，在教學上一定會有新的突破，因為現在提倡素質教育，而不是應試教育。但是我終不能證明自己的這種能力了，大學畢業一年後，通過競爭上崗，我走上了從政的道路，在一個小鎮的計生站掛任鎮所轄村之一的村主任助理，當起了名副其實的農民，走進了農民階級。這都是在此之前，我所始料不及的，可是人生價值總得有個地方去體現，在當時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我只能走上為人民服務的道路，當起人民的公僕了。
由於分配在鎮計生服務站，第一天報到就被不知誰是領導，誰是一般幹部的三個女人拉下村去，他們分別一個瘦精精、一個胖呼呼而豐滿、一個頭髮亂糟糟走著內八字腳，那一胖一瘦看起來都挺精明的樣子，那外形不大整齊的卻有些讓人忍俊不禁。鎮裡下隊是出車的，坐在車上前往目的地時，她們說是去搞婦女孕、環情檢查。到了村就跟著他們瞎走，也不知哪村是哪村，只曉得走了一家又一家，一會東家，一會西家，進得有人在家的門去，就讓那家的年青女子弄些乾淨的尿液來，然後用一種藍白色的細長紙條插進尿液裡，不一會就出現紅色反應條，最後那個大內八字腳的拿出一個小紅本子來寫上些什麼，遞給那被檢查的年青女人，要她收撿好。就到下一家去了，我詫異，這就叫做婦女孕、環情檢查？邊走邊看著，那三個女人都叫我多學著些，以後就是我自己一個人負責了。我的嘴差點沒張成Ｏ型，原來農村工作就是這樣的？
那是一個佔地範圍比較寬廣的村子，共有七零八落的八個自然村寨，將我的“戰線”拉得很長。鎮領導將我送下村的那天，才發現居然是第一天上班到過的那個村子。不管怎麼樣，那天熟悉了幾個主要的村幹部，看了村裡給我安排的住處，然後吃了村裡熱情地安排一桌酒筵，大家叫著我小崔，灌下一碗當地的土酒，結果弄得我話都不會說了，什麼以後多多幫助、多多關心、多多教育的話全跑出來。那村長一聽，頓臉都拉了，我想他肯定是覺得我這大學生話都說不利落，敢情是來下放勞教的。領導們酒足飯飽後，就打道回府了，說是把我交給村裡了。看來我真是被下放了的知青，大學裡的一切夢想都要這個落後的村寨裡被一點點磨滅，讓我明白，走入生活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現實真的不等於理想。
其實下村的時間並不是很多的，隔三差五地自己出錢搭車（單位的公車是為領導安排的）到村裡，轉上二三個小時就算一天工作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鎮政府裡參加一些大型的資料準備工作，應付即將到來的各種檢查。直到那年的七月裡下了一場大而長的暴雨，漲潮的洪水把大半個鎮區淹得一片汪洋。為了真實地統計災情，我風風火火地在村長的陪同下，把整個村子在一天之內走完了，和我同樣被累得氣喘噓噓的村長直埋怨我工作沒經驗，卻也只得跟著我滿村子走。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應該坐著等，他安排村小組長去做這些統計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走完全部村寨，每一個小組，每一塊田地。
村裡安排的那間小屋，我一次都沒有再進去過，記得第一次進去看到的那些見到人都毫無顧及出入的老鼠，總讓我不寒而慄。我只是在每個季度婦檢時，學著第一次下村時那三個女人的方法，給村裡年青的婦女搞簡單的婦科檢查。或是到村裡出出宣傳欄，公開一下有關的計劃生育政策或是指標。起初我到村裡，是很難找到檢查對象的，後來才有村民告訴我，因為不熟悉，許多人都以為我是來抓丁的（也就是把計生手術對像請去做手術）。不久之後，我和那些年青的婦女都熟悉了，誰家姓甚我誰，誰家有幾個小孩，什麼時候出生的，是否是計劃生育手術對像等都搞得一清二楚。在檢查時，也會像模像樣地通過其尿液觀察一些所謂的病情。同時，宣傳一下有關的計劃生育知識，打消未術者害怕被“捕”的顧慮。在手術對像中，每個符合結紮手術的女人們都極端地害怕，誰也不願意把健康的自己送去在肚子割上那麼一刀，雖然這種男女結紮手術，其實不過是將輸精或輸卵管捆綁或是剪斷捆綁。
村子裡有幾個村寨是在大山的最深處的。因為早在解放戰爭以前，這裡辦過一個礦廠，所以僅且只有一條大路可以直通山腳，再有就是山寨的盡頭那條順著小溪直流而下的山間小徑，直連鎮政府所在地。每次我踩著碎石鑲嵌的黃泥小徑，欣賞著一路的青山密林，走入村子最深處時，都會有種走進原始的感覺，那裡的村民太過於淳樸，走在路上遇見了，他們一臉憨厚地笑著，叫我崔同志或是崔村長，於是我渾身起雞皮，竟還是喜歡有人稱我為小崔的。寨子裡到處是放養的雞和狗，山上林子裡有馬和牛，村民有的在地裡勞作，有的在院子裡忙和，有的趕著豬兒亂跑，有的帶著小孫孫轉來轉去……一派世外田園的景象。農戶們總是很熱情的，有的時候還沒竄完整個寨子，飯就吃好幾頓了、茶 都喝好幾杯了，總是不好推辭的。有次同事打趣我，吃人不窮，脹破你狗肚。
小娥的家是我唯一沒有吃過飯的一戶人家。她的家在村子的最末端，其實也不是她家，是她男朋友的家。說是她男朋友，是因為她和他並沒有一紙婚約，只是二個人就這樣在一起了，而小娥是我工作的對象。小娥的家是一棟很老式的木石結構的二層房子，站在她家門口，看到門條上很多寫著咒語式的橫幅和字條，看不懂什麼意思的雨字頭文字，聽說屋主是一個四十歲左右半道士，頭髮留得老長，戴著道士標誌的帽子，老婆早年給他生了一女一男就跟人跑了，現在他獨自擺了張床，一人住在樓，自己開火做飯，更多的時候他喜歡外出“雲遊”每年年關才回來。在自己大塊的責任田里種糧食、種蔬菜，幾乎一年不愁沒吃的，有可能的話還送到集市上賣掉，賺些錢。好幾回我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他挑著一點點小菜，一搖三晃地在路上走著。
小娥是我們搞人口普查時清理出來的流動人口對象，那時我竟然不知道她在村裡住了一年之久，按普查規定，已算是常住人口了。小娥挺著大肚子，更招搖地說明我了我的失職。於是我開始說服小娥去手術，把孩子引掉，雖然美國人常拿這個來抨擊中國的人權，但我不得不為我的失職而彌補，因為小娥如果把孩子生下來，不但會影響村裡的計劃生育工作，而且他們的生活會極端困難。半道士的家境非常貧寒，家裡沒有像樣的爐子，擺設雖然乾淨，卻沒幾件像樣的東西。住在這樣的家裡，小娥曾告訴我，如果沒有男友在，她是萬萬不敢一個人呆著的。可是她自己是沒有主張把孩子怎麼處理的，男友說了，她要流了孩子，就不要她了。而小娥已經離家出走長達一年之久，家裡人為這事已經把她罵過了，也恨過了。我和同事去看小娥一次，她的眼睛紅一次。我見過她的他，是個樣子還小的男孩子，外表很不錯，我想小娥是愛上了他的長相吧，一種單純而沒有理智的愛。
我喜歡往小娥所在的寨子跑，一個原因是因為要做小娥的工作，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那裡盛產美男。除了小娥的男友，寨子裡好幾個長得極標緻的男孩，只是手腳都不太乾淨，寨中一大戶人家的兒子由於偷盜電線，我初進村工作時，就關了進去。
小娥有了轉變，是因為在他們準備把唯一的馬賣了作營養費的時候，小娥的男友出事了，他步了那個寨上大戶人家兒子的後塵，在一個清晨被警察帶走了。那個家就剩小娥一人了，沒著沒落的小娥欲哭無淚，挺著肚子去看了他幾次，判下來居然要分離一年多的時間。
一個很冷的早上，小娥主動跑到單位來找我，要求引掉孩子。
孩子引掉並不是很順利，由於她是第一胎，指導站要求她交三百元意外保證費，小娥準備的營養費卻只有二百多元。我當時正處於月底，也沒有什麼錢了，身上僅有五十元，全數借與她，小娥揣著錢，挺著肚子走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小娥，不知道當時的她受了如何的苦，但我想肯定不會好過。
小娥走之後的那年，我也由村裡調回政府，在辦公室擔任名符其實的秘書一職，再沒機會走進那個七零八落的村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