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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生
李商隱 〔唐代〕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譯文及註釋
譯文
漢文帝求賢在未央宮前殿召見被貶的臣子，賈誼才氣縱橫無與倫比。
可惜文帝半夜移膝靠近賈誼聽講，不問百姓生機只問起鬼神之事。
註釋
賈生：指賈誼(前200—前168)，西漢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了許多重要政治主張，但卻遭讒被貶，一生抑鬱不得志。
宣室：漢代長安城中未央宮前殿的正室。
逐臣：被放逐之臣，指賈誼曾被貶謫。
才調：才華氣質。
可憐：可惜，可歎。
虛：徒然。
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
蒼生：百姓。問鬼神：事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賞析
這是一首托古諷時詩，意在借賈誼的遭遇，抒寫詩人懷才不遇的感慨。詩選取漢文帝宣室召見賈誼，夜半傾談的情節，寫文帝不能識賢，任賢;「不問蒼生問鬼神」卻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藥求仙，荒於政事，不能任賢，不顧民生的昏庸特性。詩寓慨於諷，諷刺效果頗好。
賈誼貶長沙，久已成為詩人們抒寫不遇之感的熟濫題材。作者獨闢蹊徑，特意選取賈誼自長沙召回，宣室夜對的情節作為詩材。《史記。屈賈列傳》載：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剛舉行過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卻獨具只眼，抓住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問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闢、發人深省的詩的議論。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前幅純從正面著筆，絲毫不露貶意。首句特標「求」、「訪」(咨詢)，彷彿熱烈頌揚文帝求賢意願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次句隱括文帝對賈誼的推服讚歎之詞。「才調」，兼包才能風調，與「更無倫」的讚歎配合，令人宛見賈生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采照人的精神風貌，詩的形象感和詠歎的情調也就自然地顯示出來。這兩句，由「求」而「訪」而贊，層層遞進，表現了文帝對賈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幾乎會誤認為這是一篇聖主求賢頌。其實，這正是作者故弄狡獪之處。
第三句承、轉交錯，是全詩樞紐。承，即所謂「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於「不自知膝之前於席」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這種善於選取典型細節，善於「從小物寄慨」的藝術手段，正是李商隱詠史詩的絕招。通過這個生動的細節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訪」而讚的那架「重賢」的雲梯升到了最高處;而「轉」，也就在這戲劇高潮中同時開始。不過，它並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歎之筆輕輕撥轉——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上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強烈的「可悲」、「可歎」一類詞語，只說「可憐」，一方面是為末句——一篇之警策預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裡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比劍拔弩張的「可悲」、「可歎」更為含蘊，更耐人尋味。彷彿給文帝留有餘地，其實卻隱含著冷雋的嘲諷，可謂似輕而實重。「虛」者，空自、徒然之謂。雖只輕輕一點，卻使讀者對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賢姿態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可謂舉重而若輕。如此推重賢者，何以竟然成「虛」?詩人引而不發，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詩也就顯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瀉無餘。這一句承轉交錯的藝術處理，精煉，自然，和諧，渾然無跡。
末句方引滿而發，緊承「可憐」與「虛」，射出直中鵠的的一箭——不問蒼生問鬼神。鄭重求賢，虛心垂詢，推重歎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為了詢求治國安民之道，卻是為了「問鬼神」的本原問題!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求賢，對賢者又究竟意味著什麼啊!詩人仍只點破而不說盡——通過「問」與「不問」的對照，讓讀者自己對此得出應有的結論。辭鋒極犀利，諷刺極辛辣，感概極深沉，卻又極抑揚吞吐之妙。由於前幾句圍繞「重賢」逐步升級，節節上揚，第三句又盤馬彎弓，引而不發，末句由強烈對照而形成的貶抑便顯得特別有力。這正是通常所謂的「抬得高，摔得重」(也就是反跌手法)。整首詩在正反、揚抑、輕重、隱顯、承轉等方面的藝術處理上，都蘊含著藝術的辯證法，而其新警含蘊、唱歎有情的藝術風格也就通過這一系列成功的藝術處理，逐步顯示出來。
點破而不說盡，有論而無斷，並非由於內容貧弱而故弄玄虛，而是由於含蘊豐富，片言不足以盡意。詩有諷有慨，寓慨於諷，旨意並不單純。從諷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實際上詩人的主要用意並不在此。晚唐許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藥求仙，不顧民生，不任賢才，詩人矛頭所指，顯然是當時現實中那些「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封建統治者。在寓諷時主的同時，詩中又寓有詩人自己懷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詩人夙懷「欲回天地」的壯志，但偏遭衰世，沉淪下僚，詩中每發「賈生年少虛垂涕」、「賈生兼事鬼」之慨。這首詩中的賈誼，正有詩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諷漢文實刺唐帝，憐賈生實亦自憫。
創作背景
關於本詩的寫作年代，有兩種說法。其一為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注》中謂此詩為李商隱在公元848年(大中二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鄭亞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時所作。另一說為楊柳提出，認為此詩當於大中二年三、四月間李商隱離開桂林北上後滯留荊巴時期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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