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庸》嗎?今天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這也是儒家的道德準則和思想方法。
中謂中和、中正，庸謂常、用。「中庸」一詞最早出現於《論語》一書，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即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論語·堯曰》)。孔子曾經稱讚舜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從《尚書》等材料看，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周易》中的尚中觀念也有明顯表現。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予以系統發揮。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承認矛盾的存在，如孔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裡的「兩端」就是對立的兩極。而對待對立的雙方，應當採取「致中和」的方法，以防止矛盾的激化與轉化。所以《論語》中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在孔子那裡，中庸作為一種行為方式，它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中庸思想要求凡事一定要中正適度，恰到好處。在為政治國方面，孔子主張「名正言順」，「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還主張「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在美學上，孔子主張文質兼備，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他曾讚美《詩經》的《關雎》篇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回答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又說「過猶不及」。(《論語·先進》)他認為人的行為量度應當持中，不要做得太過，也不要做得不夠。總之，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孔子的主張中都包含了中庸的思想方法。
孔子的中庸思想與他的政治思想是相互聯繫的。孔子非常重視「禮」，處處按照「禮」的標準來規範個人的思維和行為。他的中庸思想也是如此。當孔子談到「師也過，商也不及」時，有人問道：「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孔子回答說：「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記·仲尼燕居》)以禮制中，以禮作為衡量標準，從這裡看，似乎他的中庸思想有其落後於時代的一面。然而，禮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從另一方面看，孔子的中庸思想本身也講究「時中」與權變。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孔子所說的「時中」，意思是處理事情要審時度勢，隨時勢的變化而處中，努力做到無時不中。所以朱熹對此申述說：「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事實上，孔子處事正是這樣。孟子將孔子與伯夷、伊尹、柳下惠進行比較後，稱讚孔子為「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並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可見，孔子本人所掌握的正是「時中」的行為標準。
孔子以後，歷代儒生對於中庸思想進行了反覆的闡釋與發揮，使中庸之道成為儒家認識世界、對待社會人生的基本方法。尤其宋代以後的理學家，對於中庸的思想方法更為推重，《中庸章句》題解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也認為中庸是指行事「行得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而這又須「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一個恰好處，方能如此」(《朱子語類》卷六十四)。這樣，「中庸」不僅成為儒者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以及待物處事的基本準則，而且也成為一般人的社會心理積澱。
最早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系統闡述的要數《中庸》一書。《中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在繼承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礎上，把中庸與人性、道德聯繫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以「至誠」作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世界本原，論述了「尊德性」與「道問學」兩種修養形態，提出以「至誠」的態度使人與天道合一，做到「極高明而道中庸」，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贊天地之化育。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歷來存有兩說。一是認為戰國末期的子思所作;一是認為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作於子思之手。最早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地說「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儒家大都遵從此說。如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汲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正義》卷五十二)唐朝的陸德明、孔穎達同意這一看法。宋代的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是子思作了《中庸》，如朱熹作《中庸章句》時明確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世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大體上該書還應當視作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的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民權」「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提出的證據是《中庸》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顯然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語言。《中庸》之中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認為這亦當言於秦亡之後。
我們認為，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2篇，未題撰人;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23篇，自注曰：「名汲，孔子孫，為魯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亦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之《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的「說」《中庸》的著作，它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的影響。至於其中前引「車同軌，書同文」等語，鄭玄也說「今，孔子謂其時」。實際上，李學勤先生的說法是對的：「孔子生當春秋晚年，周室衰微，在政治、文化上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實際……按《中庸》此句的『今』字應訓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的口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不能因這段話懷疑《中庸》的年代。」(《失落的文明》第344——34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子思作《中庸》的說法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了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書中找出這個學說的痕跡，由此得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同上，第343頁)。1993年冬天，湖北荊門郭店的一座楚墓裡，又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郭店楚墓竹簡》已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為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李學勤的研究，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由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等也頗為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證實了《中庸》一書出於子思。
當然，子思作《中庸》的說法沒有問題，並不意味著今本《中庸》就完全出自子思本人。事實上，包括《中庸》在內，很多的早期典籍都有一個不斷流傳與整理寫定的過程。根據我們的研究，今見於《禮記》中的《中庸》出於漢代的整編，它應該包括了子思原來所作的《中庸》，又有相關內容的補充與增加。但總體上，《中庸》的主要內容與思想，主體上出於子思，與子思關係最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