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佑我們的家園——風水復活的背後

人定勝天與敬畏自然

美國有一部關於星球大戰的電影，描繪人類在面對外星人時，是如何大規模出動飛機、大炮和裝甲車來壯膽的。結果，它們在外星人的神秘武器下瞬間灰飛煙滅，倒是人間柔弱、優美的音樂，最終將外星人制服。

隨著人類的進步，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現代人所面臨的難題越來越多了。科學技術好像並沒有使現代人變得更強大，反而是更脆弱了。此前發生的印度洋海嘯、美國新奧爾良颶風等災難都是最好的例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悖論呢？

我們人類通過機器強化和延伸了四肢，通過電腦和信息處理技術擴展了大腦，使自己成為「超人」；近現代技術使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抽像化的世界中：為抵禦500年一遇的洪水而修建的水泥防洪堤團團包裹著城市，以至於在河邊而看不到水竭水滿，在海邊而聽不見潮漲潮落；我們渠化和管化大地上的水系，以至於不知道水從何而來，水邊還孕育生物；我們斬山沒谷，「三通一平」，以至於忘記了地勢之顯卑。我們對真實而完整意義上的土地和自然越來越陌生，不再有機會像史前人那樣，像田里的農民那樣，像海邊的漁民那樣，感受她的呼吸，領會她的喜怒表情，對大難來臨前的種種預兆漠然置之。

所以，現代人感應自然災難的能力明顯退化了，在災難到來時更脆弱了。間接的書本學習永遠代替不了真實自然存在的體驗。因此，如何讓城市與自然系統共生，使現代城市人能感受自然的過程，重新找回真實的人，是塑造新的和諧人地關係的基本條件。

那麼我們是否要對以前所強調的「人定勝天」的思想進行反思和檢討呢？我們現在是否更應強調敬畏自然呢？人類對大自然有天生的敬畏和熱愛之心。敬畏是因為千百萬年她不斷對人類施之以災難，並在人類的基因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熱愛，是因為大自然賜人以食物和庇護。人類這種天然之心正是萌生「神」與宗教的土壤，也是大地景觀吉凶意識和審美意識的本源。如果我們過分依賴近現代科技賦予我們的「超人」能力，而將千百萬年進化而來的自然人的能力拋棄，將「神」或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徹底埋葬，災難必然降臨。
與西方教堂常聳立於鬧市中心不同的是，中國的宮觀寺廟喜歡隱居於風景秀美的山川。名山風水好，能吸引遊人；遊人越多，香火越旺。佔據了名山，還要善於選擇修建寺觀的地點，使寺廟和名山形成「千山抱一寺，一寺鎮千山」的格局。傳統寺廟或建在山頂，或依傍懸崖，以便於極目遠眺、俯臨凡界，同時也可以超世脫俗，表現出神秘的色彩。人們徒步登臨，涉其艱難，感其威勢，無形中增加了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寺觀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更加崇高。圖為峨眉山及金頂建築俯視。
有了科學技術,我們還缺什麼？
我們現在處於科學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科學了。儘管科學發展了,但人類所面臨的自然災害反而更可怕、更危險了。那科學的力量何在？現代世界越來越證明科學技術不是萬能的。
「泰坦尼克」的沉沒不是因為船不夠堅，而是因為人們太相信它的堅固了。中國古代大禹和其父鯀的不同治水哲學及後果似乎婦孺皆知，但我們又何嘗不在重蹈鯀的覆轍呢？當今我們的國土和城市生態安全戰略恰恰是在用巨大的人類工程、片面的科學技術，打造對抗自然過程的「鐵甲車」。考察中國當代的自然災害，可以發現最嚴重的災難後果恰恰是因為人類「鐵甲車」的失誤而帶來的，如決堤、決壩導致的洪水災難。最近美國新奧爾良的淹沒又何嘗不是如此？有人還以為新奧爾良的防洪堤壩不夠高、不夠堅固，而事實上，正是因為人們自信堤壩之堅固，才是導致災難的最根本的原因。
曾經有這樣的報道：在印度洋海嘯災難中，一個文明時代的「天堂」瞬間成為廢墟，並奪走了近30萬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偏遠島嶼上孑遺的史前部落卻能在大難中安然無恙。這是否因為他們對可能到來的災難更加敏感？
在前科學時代，有限的經驗知識通過宗教和倫理，牢牢寄生於人們的道德規範和行為中。自然中的所有現象，都被視為「吉」或「凶」的預兆。比如中國古代風水相信曲折蜿蜒和連續的河流是「吉」的。現代景觀生態學的研究表明：蜿蜒的自然河流有利於消減洪水能量、避免洪水災害。可我們當今的防洪工程恰恰是逢河必壩、遇彎必裁。科學知識，完整意義上的關於自然的知識，並沒有變成我們明智地利用、適應和改造自然的實踐，而是被片面地、斷章取義地誤用。
從一些中國最早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災害是相當頻繁的。如《易經》的六十四卦就有專門的卦和大量的爻辭來卜算和應對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災害，反映了華夏先民試圖通過巫與神，來預知災難的來臨，獲得人地關係的和諧。基於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災難經驗，對大地山川進行吉凶占斷，進行趨吉避凶、逢凶化吉的操作，成為中國五千年來人地關係悲壯之歌的主旋律。
這期間不乏有因通神靈、有神功的大巫大神者，如大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陂九澤，度九山」。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而被奉為地方之神者，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更有遍佈大小城鎮和各個民族村寨的地理術士們，他們「仰觀天象，附察地形」，為芸芸眾生卜居辨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龍、白虎及牛鬼蛇神。因此，遍中國大地，無處不為神靈所棲居。無論大小鄉村還是城鎮，其設計無不以山水為本，依山龍水神，求安寧和諧之居。儘管早期西方傳教士們視盛行於中國的巫風卜水為邪惡，但對其造就的大地景觀卻大為感歎：「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必充滿著詩意。」
早期西方傳教士們視盛行於中國的風水為邪惡，但對其造就的大地景觀卻大為感歎：「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必充滿著詩意。」 20世紀初，德國飛行員伯敘曼在華夏上空飛行考察3年後，也用「充滿詩情畫意的中國」來讚美中華大地景觀。圖為重慶梁平的鄉村景觀。
地球是一個活的「女神」
在1999年世界建築師大會上，吳良鏞教授等在《北京憲章》中描繪道：我們的時代是個「大發展」和「大破壞」的時代。過去二十多年來的中國城市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揮霍和犧牲自然系統的健康和安全為代價的，而這些破壞本來是可以通過明智的規劃和設計來避免的。我們忽視了地球是一個活的「女神」，她不但具有生產功能，還有消化和自淨能力，同時還能自我調節各種自然的盈餘和虧缺。然而，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我們卻沒有領會和珍惜自然的功能，反而用極其惡劣的方式，摧毀和毒害大地「女神」的肌體，包括肢解她的軀體——田園和草原，毀損其筋骨——山脈，毀壞她的腎臟——濕地系統，切斷她的血脈——河流水系，毒化她的肺——林地和各種生物棲息地……使她喪失服務功能。最終就連一場小雪或暴雨都可以使整個城市癱瘓；一個感冒病毒變種或一種SARS病毒，就可以把全國所有城市帶入「嚴防死守」的恐懼中。
當代文明人的「脆弱」在於不能聆聽自然,也不願與自然為友。其實要增強城市對自然災害的抵禦能力和免疫力，妙方不在於用現代高科技來武裝自己，而在於充分發揮自然系統的生態服務功能，讓自然做功，這也許是人們重拾風水之道的原因。
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世界始終經受著一種生態學上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一方面是對高產值、高物質享受慾望的無止境的追求，其結果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惡化；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大自然的熱愛，一有機會便投身到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遊，為此又不得不通過各種途徑，包括法律的和技術的手段，對環境進行保護和治理。
在西方，人們在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硬性協調的同時，許多有識之士還試圖從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方面來尋求醫治上述「心理症」的良方。正如中國的氣功和針灸對西方世界充滿魔力一樣，中國古老的風水說也被認為是醫治這種「心理症」的魔方，被稱為是「通過對最佳空間和時間的選擇，使人與大地和諧相處，並可獲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寧與繁榮的藝術」。國外的「風水熱」對國內產生了一種「回歸效應」，使國內許多敏感的學者也開始對這種長期被斥為「封建迷信」而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傳統文化現象進行反思。
現代無序蔓延、急劇膨脹的城市，是聳立其間的建築毫無風水可言。如果站在高速發展、擴張的城市的上空，我們不僅看不到一塊完整的土地，而且由鋼筋水泥構築的叢林也使得現代人的生活與自然完全隔絕。用傳統的風水觀來看，如此密集、雜亂無章的建築，大多是不適宜人居的「凶險」之地。圖為南方某城的局部俯視。
土地倫理與當代「風水」
面對新一輪的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高潮，在被科技和機械力武裝到牙齒的「超人」面前，在人口和資源危機日益嚴重的時代，我們不能指望這些鄉土的風水「神靈」一同「城市化」，因為，它們目前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如果說我們的先人曾經成功地通過風水適應了過去五千年的多災多難的中國環境，那麼，他們顯然沒有經歷過工業時代的諸多問題，如空氣污染、生物多樣性保護、濕地保護、交通擁堵等，因而我們不能指望先民的經驗智慧能解決當代中國嚴峻的人地關係危機。所以也可以理解，當中國修建第一條鐵路時，風水便成為最大的障礙；藏風聚氣的理想風水模式,對今天講究空氣質量的大城市，無異於就是「地獄」。
現代科學技術對我們所面臨的嚴重人地關係危機顯得有些束手無策，傳統的風水又有很大的局限性，現代科學技術與土地倫理的結合，才是拯救城市化時代和工業時代的芸芸眾生的當代「風水」。
《史記》裡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晉文公重耳為逃避朝廷迫害，落難荒野。他飢餓難忍，向鄉下人討吃的。鄉下人說我這沒有糧食，我只有這塊土地。所以老農就把一塊黃土放在器皿中，送給重耳。重耳當時很憤怒。他的大臣趙衰就告訴他:「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有了這塊土，你就有了社稷，就有了國家，你就有了你的王位和權力了。重耳聽後跪了下來，把這塊土捧在手裡。這就是我們曾經的土地倫理，也是我們對待土地的態度：土地就是社會的全部——財富、權力和社稷。
然而現在的社會是視土地為金錢，而且現在土地的價格越來越高。我們該如何轉變對土地的看法，或者說怎樣重新認識土地的價值？完整的土地意義是豐滿而多重的。一是土地本身就是美。哈尼族村寨的梯田是按照土地的肌理去設計的，自然就形成了美的景觀。西藏的青稞地也是美的，哪怕是收割完的田地也很美。二是土地是人的棲居地，是人的家園。人總想離開土地，但最終還是要回到土地。如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乾旱缺水的黃土高原，那些人卻世世代代地住在那裡不肯離開；也能理解為什麼三峽移民要哭著離開生養他們的土地。還有土地是一個活的系統，它不是一頭死豬。我們現在對土地的利用，恰恰是用分肉的方式來分塊切割這塊有機的土地，而沒有考慮它是有血脈的，需要用一個系統的方法和生命的倫理來對待它。再有土地是符號，是一部歷史與人文的巨著，是世世代代人留下的遺產。最后土地是神，是我們每個人需要寄托的對象。
在皖南棠樾牌坊群，每一個牌坊、每一塊石頭都有自己的故事。紀念孝子的牌坊講的是「父母在，不遠遊」的倫理和價值觀。還有像地處平原的河北邯鄲，一望無際，好像沒有什麼符號，那是我們沒有用心去解讀。有一年春天，我晚上露宿在荒郊野嶺，那曾是趙武靈王的故土。第二天天剛濛濛亮，我仔細打量眼前的大地，我看到了朦朦朧朧中一個個起伏的土堆，土堆是當年趙國王城的城牆，原來是城門的土堆還隱約可辨。不久，我又看到一群人來耕作了。前面是大人拉著犁，後面是小孩在播種。我突然想到在2700年之前，甚至在7000年以前，人們就用同樣的方式耕種這塊土地。這是歷史延續在土地上的一種符號，一種記憶。如果推土機開來了，這些景象都將不復存在。
中國漢民族的風水觀念實際上就反映了人與土地之神的關係。幾千年來風水的模式是：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中國大地上所有的寺廟、縣衙，甚至都城的選址，都跟大地的血脈連在一起。風水所建立的這種土地信仰體系，與中國的祖宗崇拜一起，是農業社會超穩定結構的重要保障。在人地關係極其脆弱的今天，要實現和諧穩定的社會，必須在中國大地上重建這種草根信仰體系。
中國大地上的鄉土文化景觀是人地關係長期磨合的產物。風水說強調一種基本的整體環境模式。在雲南哀牢山中，山體被劃分為上、中、下三段。上部是世代保護的自然叢林，中部是人居住和生活的場所，下部層層疊疊的梯田是屬於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之所。千百年來，風水模式在中國大地上鑄造了一件件令現代人讚歎不已的人工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作品。那曾經是我們的棲居地，將來可能也是我們的理想家園。 圖為雲南元陽縣多依樹村寨。
現代「風水」如何濟世救民？
土地不僅需要我們去讀，去品味，去體驗，更需要我們去關愛，去呵護，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且我理解您所說的重建土地倫理是要人們還土地以完整意義，建立人對土地的信賴和熱愛、認同感與歸屬感，賦予她現代意義上的「神」。但在目前的中國重構「天地—人-神」的和諧，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如果說傳統的風水說不能擔此重任，誰又能承擔同樣的角色？
1962年，景觀規劃師和生態規劃先驅麥克哈格帶領學生在美國東海岸研究海岸帶的規劃。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許多富人爭相建造美麗別墅的地帶，恰恰是在下一輪海潮侵蝕中要被吞沒的危險地帶。於是，他警告那些自命不凡的人趕緊搬離此地，否則將大難臨頭。遺憾的是，他的警告沒有被理會。數月之後，強烈的海潮果然吞沒了這些美麗的豪宅。於是麥克哈格呼籲：「人們要聽景觀規劃師的建議，因為他告訴你在什麼地方可以居住，在什麼地方不能居住。」這正是景觀設計學和區域生態規劃的真正的含義，也是實現「風水」之濟世救民理想的現代途徑。
景觀設計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更確切地說是土地設計學，是關於土地的分析、規劃、設計、改造、保護、管理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它與傳統的風景園林有著本質的區別。但由於長期以來我們國家沒有這個學科體系，因而就缺這樣的人才來科學地建立人跟土地的和諧關係。我國過去培養了許多工程師，但都僅知工程的處理，只知道防洪要用防洪的工程，卻不知道防洪可以用土地上的整個濕地系統來解決。景觀設計師或土地設計師的終身目標就是實現人-建築-城市以及人的一切活動和有生命的地球的和諧相處。
如同人需要以衣遮體，村落所棲居的山脈也同樣應穿上衣服，森林便是它的衣衫。由於森林能夠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涵養水源、減輕旱澇和風災、調節小氣候，它被當地人視為守護神。圖為雲南猛臘村寨與自然環境和諧相依的鄉土景觀。
天地-人-神的和諧
在當代中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對史無前例的嚴峻的人地關係危機的現實，只有「反規劃」與生態基礎設施建設才可以實現「天地-人-神」和諧的人居理想。當然，「反規劃」不是不規劃，也不是反對規劃，它是一種強調通過優先進行關鍵不建設區域的控制，來進行城市空間規劃的方法論，是對快速城市擴張的一種應對。傳統的城市規劃總是先預測近、中、遠期的城市人口規模，然後根據國家人均用地指標確定用地規模，再依此編製土地利用規劃和不同功能區的空間佈局。這一傳統途徑有許多弊端。
古代中國風水說認為土地是母親，城市是一個胎兒，城市的所在地是「胎息」。但是我們恰恰是先造胎兒再造母親，大地好像是不存在的。城市是一個多變而且複雜的巨系統，城市用地規模和功能佈局所依賴的自變量(如人口)往往難以預測。深圳當時預測2000年的人口是100多萬，並按此來規劃，結果到2000年時達到了700萬。北京更是這樣。所以，建立在人口預測上的城市理想是個空中樓閣。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城市建設主體已經從政府和國家逐漸轉變為開發商。現在是政府做規劃，房地產開發商來建城市。而規劃師對市場不甚瞭解，卻想著要控制市場，從而導致規劃的失靈。所以政府該做的事情就是不建設用地的規劃和控制，需要「反規劃」，就是首先要確定不該建設的區域和土地系統，該建設的東西讓開發商去建設，不該建設的地方由市長和規劃局長代表公眾去做。面對變革時代的城市擴張，我們更需要逆向思維的國土和城市規劃方法論，以「反規化」的思維，以不變應萬變。頂的一滴雪水，可以流到太平洋去，就因為河流是連續的。
對於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土，只有努力維護其自然過程和格局的連續性，才能保證各種生命的可持續發展；否則，各種生命會陸續斷絕。同「反規劃」理念類似，維護和恢復河道及海岸的自然形態同樣是具有戰略性的。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脈，是大地景觀生態的主要基礎設施，污染、斷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國城市河流水系所面臨的三大嚴重問題。然而，人們往往把治理的對象瞄準河道本身，殊不知造成上述三大問題的原因實際上與河道本身無關。其他如耗巨資築高堤防洪、以水泥護堤襯底、裁彎取直、高壩蓄水等，均使大地的生命系統遭受嚴重損害。以裁彎取直為例。古代風水最忌水流直瀉僵硬，強調水流應曲折有情。只有蜿蜒曲折的水流才有生氣、靈氣。現代景觀生態學的研究也證實了彎曲的水流更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有利於消減洪水的災害性和突發性。其他戰略還有像保護和恢復濕地系統，建立無機動車綠色通道，建立綠色文化遺產廊道，以及溶解城市等。
中國各大城市現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交通堵塞現象，中國將來一定要靠自行車和公交來解決交通問題。更何況現在的中東問題以及我們面臨的石油危機問題。中國的和平崛起必寄希望於自行車和軌道交通上；如果寄托在汽車上，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就會受到威脅。但是等到我們再想騎車的時候，可能會發現我們已經沒有可以騎車的路了,我們的路全被汽車給佔了。
中國古人也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面對異常快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規劃師和城市建設的決策者不應只忙於應付迫在眉睫的房前屋後的環境惡化問題、街頭巷尾的交通擁堵問題，而更應把眼光放在區域和大地尺度來研究長遠的大決策、大戰略，哪怕是犧牲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來換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主動。從這個角度來講，眼下轟轟烈烈的城市美化和建設生態城市的運動，至少過於短視和急功近利，與建設可持續的、生態安全和健康的城市，往往是南轅北轍。
濟世救民是傳統風水之所以出現的初衷。如今，這種美好願望正被現代景觀設計和生態規劃所延續。如果說在當代和未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好「風水」來保障城市和居民的健康與安全的話,那麼這個現代「風水」就是生態基礎設施：一個保障生態系統自然服務功能的景觀生態安全格局，一個保障五千年神靈棲息場所的景觀遺產網絡。這也正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肩負的重大使命。
牌坊式重要的風水小品之一。好的風水不僅講究維護與屏蔽，也注意利用小品來調節。中國傳統風水小品各具含義。如風水亭、塔是關於領地的聲明,門、牌坊、照壁可以避邪祛凶,風水林可以聚風藏氣。位於安徽歙縣的棠樾古村是「枕山、環水、畫屏」的風水寶地,同時也是著名的牌坊之鄉。棠樾村頭,一字排開、綿延百餘米的牌坊群皆為聚居此地的鮑氏家族所建,前後相隔四百多年。農耕文明、禮教、天人合一,這種自然與人為交融的徽式鄉村景觀,既刻載著過去的歷史，同時也是土地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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