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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呈現六朝時期對人物的品鑒上，最鮮活的記錄當然是《世說新語》。《世說新語》是一本奇書，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意思是我們找不到其同類。沒有任何一個清楚的書籍或文學傳統，可以讓我們把這樣一本書擺放進去，在脈絡中來認識、理解它。
由劉義慶編撰、劉孝標加注的《世說新語》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它可以說是從六朝品鑒人物態度中衍生出的一份執著、執迷的記錄。也就是說，這本書是品鑒人物的觀念與行為發展到極致時產生的對各式各樣人物的描述。
《世說新語》的品鑒態度比《人物誌》還要極端。《人物誌》強調「偏材」的重要，從偏材的角度看待一個個不同的人，而且在立場上，《人物誌》仍然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但到了《世說新語》中，不看普遍而看特殊的態度更強烈了，強烈到品鑒時只是擷取一個人生活當中的短暫片刻，看那片刻所展現出的獨特靈光。
在正式的篇目架構上，《世說新語》仍然將人的不同素質做了高下分類。一開頭是「德行」，表示「德行」是最高、最重要的。「德行」之後是「言語」，「言語」之後才是「政事」、「文學」、「方正」、「雅量」等等。從這裡我們又得以看出六朝的價值概念偏移。「言語」變得如此重要，一個人會不會說話，能說出怎樣特別有意思的話，在評量、品鑒上的份量僅次於「德行」，甚至高於處理政治與文字表達上的能力。
從正面到負面，篇章一路排下去，將人的行為事跡分門別類整理擺放。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書中都出現過多次，而且分散出現在前後不同的篇章裡。也就是說，對於同一個人，《世說新語》既記錄他的正面行為，也記錄他的負面事跡。書裡非但沒有要告訴我們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甚至也沒有要像《人物誌》一樣，幫助我們從偏材的角度瞭解一個人，辨識他究竟屬於哪種偏材。
《世說新語》對於人的記錄和表現更加地零碎。《人物誌》告訴我們人具備各式各樣的特殊性，而到了《世說新語》，根本不是在品鑒一個人的特殊性，而是品鑒一個人的特殊行為。人生片段的言行取代了整個人，成為《世說新語》品鑒的對象與單位。書中搜羅的，是一個個不同的人在偏材上的極端表現。
這裡的品鑒標準，就不可能是平直中正的，而是走向極端，所記錄的都是最聰明的語言、最愚蠢的語言，最聰明的行為、最愚蠢的行為，最清逸的行為、最庸俗的行為等等。基本上只有能符合最高級形容詞運用下的內容，才值得收進《世說新語》中。
這是一本「風流之書」、「清逸之書」，也就是將魏晉精神中那種品鑒人物的新鮮態度發展到極致才可能產生的一本奇書。書中採取的標準和態度是六朝的，不過記錄的不完全是六朝之人，有遠溯到東漢、曹魏時期的。像是第一篇〈德行〉中出現的就幾乎都是漢魏時期的人。漢魏時期的人有「德行」，之後的時代不再那麼強調「德行」的重要，也就沒那麼容易找到範例了。
《世說新語》是用六朝的透鏡重新審視過去的人和事，也就帶著一定程度的扭曲。例如《世說新語.文學》中記錄了一樁謀殺未遂案，主角是馬融，謀殺的對象是鄭玄。這樣的傳言顯然是不可信的。其中反映出來的，不是漢代經學大師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毋寧是六朝人眼中所認為什麼是值得知道、值得記載的事。
正常的行為、正常的人際關係，單純的事實、有憑據的情理，都引起不了這個時代人的注意。相對地，說馬融忌妒鄭玄到想要謀殺他的程度，才會在新的標準下被選入《世說新語》中。書中所有的片段小故事都具備了彰顯人的最大差異性的功能，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人與人之間可以差別到這樣的程度!這些故事展示了高度廣闊的人論光譜，在人性、人之所以為人的思考上，給了我們很不一樣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