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和知識分子有區別嗎?下面本站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中國文人古來稱士，在天子、諸侯、大夫、士、庶民五個等級中，士是大夫的家臣、邑宰，是最低一級處於庶民之上的統治者。 春秋戰國末期、士階層發生較大的分化，它不必有統治者的宗教血統，更多表現在它具有見識上的一己之長。士不再是從前的兵士、衛士，而更多是學士、策士。史上著名的所謂"百家諸子」，包括孔夫子及其弟下都屬於新崛起的這個的階層。 先秦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無疑是中華民族古代化史上最值得稱道的時期。
這段時期的中國人思想的活躍，以及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巨大的丈化的原創性、在此後的兩千多年的古代歷史中、幾乎成「絕響」，繼它而起的由秦始皇、漢高祖等所開創的大一統的帝國，直到滿清帝國的覆滅，這前前後後兩千多年，構成了中國漫長的中世紀，比西方的中世紀早開始約五百年，卻又晚結束約500年，比西方中世紀長一倍時間，長了整整一千年。
這裡是否暗含了某種神諭?一方面是，如前文所指，中國文化只具備一種人類元精神，即中國古代聖人所倡導的愛人的精神、孝悌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具備兩種人類元精神，即古希伯來人先知所倡導的信仰的精神和古希臘哲人所倡導的求知精神。
就完備的三種人類元精神而言，中國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則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後者比前者多一倍人類元精神、所以後行(西方文化)的發展速度比前者(中國文化)整整大一倍。但由於兩者都在元精神上有所缺陷，所以無論哪一個都不得不經歷一一個漫長的中世紀，也即人類精神受到某種蒙昧困擾的時期於只不過西方文化發展速度快一倍，所以它的中世紀只有一千年，從公元5世紀到公元15世紀，而中國文化的中世紀則正好是兩千年，從公元前1紀世到公元19世紀。
另一方面，無論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現在都面臨一個新的開端，而且是一個新的千年世紀的開端(2000年)，這是巧合呢，還是神諭，天命所歸? 讀者諸君，能解其中的奧秘嗎?還有第三方面，即中國文化正處於冉冉上升之勢，西方文化則處於悠悠下降之態，雖然一升一降，卻是無論中西都將享有完備的三種人類元精神的新世紀的開端，是全人類成為一個大家庭的開端，我對這新的千年世紀滿懷幸福的渴望，這與耶穌基督所預告的「千年至福"有關嗎?人類文化的發展多麼神妙。
回到原話題，由下先秦時代思想的活躍和巨大的文化原創性的體現，這一時期的確曾經展示過思想者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孔夫子開創私人辦學授徒的紀錄，顯示相對獨立於權力系統的文化創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文化創造的自由度是相當寶貴的，正是這種相對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創造了諸子百家，創造了中國人最初的文化的繁榮，獨創了一種人類的元精神，仁愛的精神，並具體植根於孝悌的實踐的習俗之中。
這種元精神直貫兩千年的中國的歷史，但秦始皇的一統中國的局面結束了這個文化原創的時代，尤其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更是為中國文化的歷史降下了中世紀的帷幕。
中國中世紀兩千年的歷史基本上是～個不斷重複的從分到合，從合到分的極權政治的循環，以小農為主的自然經濟狀況兩千年來變化極少，中國人雖然擁有大量技術上的創造發明，可是並沒有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多少助力。儘管在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上，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中所表現出來的進步是不可否認的，如語言的趨於統一，文字書法的趨於簡便，文藝表現形式的趨於豐富、等等，但有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中華民族在這兩千多年中對於自然領域和社會領域的知識量的增長是緩慢的，尤其在理論性知識方面的增長更幾乎是毫無長進。
先秦時期曾經很有原創性的儒家學派，在進入了中世紀之後的中國，完全變成了只知一味復古述古、一味維護極權統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在興起科舉制度的隋唐之後，儒家經典更是成了歷代讀書人攀附權力、擠進官僚階層的敲門磚，孔夫子的仁愛的主張成了吊在士大夫文人們口頭上的面子話。中國文人自幼學習儒家經典，熟讀死章句，個個都成了會學舌的鸚鵡。在聖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還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百分之百的奴性，只有在爭權奪利、玩弄權術方面才顯示出了是個有智慧的大活人。原先在孔子時代曾經具有的相對獨立於權力體系的文化創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在中世紀時代幾乎完全喪失了。
這種喪失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極權專制者對思想的高度壟斷、對異端思想者的無情的打擊、迫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代代讀書人把科舉入仕看作是自己唯一 的出路，從而心甘情願捐棄自己獨立思想的權利，做一個只會重述經典的讀書蟲。 中世紀時代的儒家，從提倡獨尊儒術的漢儒董仲舒到把佛、道思想引進儒學的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等，明儒王陽明等，一個方面是把儒學改造成儒教的偽信仰，把孔孟神聖化，把儒家的經典的內容從意義上絕對化，比如上升為"天理」。另一個方面即是把儒學變成普適的知識，其實是建立一個偽知識體系以滿足人們普遍的求知慾。
程頤
中國人既沒有如古希伯來人那樣的信仰的精神傳統，也沒有如古希臘人那樣的求知的精神傳統。中世紀時代的儒家學者們便以他們所建立的偽信仰傳統和偽知識傳統來濫竽充數，這兩種偽精神傳統是造成中國歷史上的中世紀無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的精神根源。
中國的士大夫文人，或者也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中國傳統的文人或讀書人，他們都是上述兩種偽精神的傳承者和散播者。在他們的思想武庫中，根本不具備任何稍稍不同於這兩種偽精神的語言，即使他們成為最最激烈的思想反叛者，如李贄、黃宗羲，他們也無法自己獨創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國傳統的偽精神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染缸，任何人只要在這裡出生、成長，他們就將終生染上這種偽精神的印跡而難以消失。要改造偽精神傳統只有唯一一種辦法，便是開放國門，讓西方人進來，讓中國人到西方去。更簡便的則是，任西方的含有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信息在中國人中自由流通，任它自由澆灌中國傳統偽精神的污跡。阻礙這種辦法得到實施的恰恰是中國的士大夫文人，或一般而言，傳統的中國文人。要想使中國傳統的文人承當知識分子的大任，實在是太難了。
中國現在把一般讀過大學，至上過高中的文化人統稱為知識分下，實在是一種語誤。這就好像如果我們把一切會吃飯的人都稱作生產糧食的農民一樣荒謬。讀過書只表明某人接受過一些傳統的、普通的書面知識、而我們稱為的知識分子本應是知識的生產者，至少應是再生產者、而更恰當的則是指新知識的創造者.新思想的創造者。在西方，人們更通常稱具有敏銳的批判力和豐富的創造力的社會思想家為知識分子，如馬克思、羅素、波普、湯因比……。 可見，在整個社會中，能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是不會很多的。而在中世紀的中國，即使不說為零、也只能是極少而又極少，為什麼?因為中國文人尚根本沒有生出可能承擔知識分子大任的肩膀。
第一， 中國文人沒有批判社會的思想勇氣。在先秦時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話說得漂亮、也有勇氣付諸於現實。處於中世紀的中國文人卻沒有這種可能! 歷史土著名的文人，不說全部，也至少90%以上是士大夫官僚，當不上官的文人也莫不汲汲於功名，攀龍附鳳。也難怪「學而優則士」，求取功名，投身科舉是中國文人唯一的前程。在此情景下不難理解，中國文人最擅長的是歌功頌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玩弄權術、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須是息隱山林、至處亂世、投身暴動，以求一逞，用武器批判社會，那無關思想，當別論。 八中世紀的極權社會、不要說批判社會，即使說話稍不順極權者的意，輕則遭貶，重則喪身，更嚴重者至株連九族。統治者防口如防川，豈容你批判!
孔子
第二， 中國文人沒有批判社會的思想武器。公開批判不敢，暗中批判也缺乏武器，最後至多是恨恨地咒「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中國文人沒有真信仰的精神，沒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武器亦沒有真求知精神，沒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論武器，更沒有可以令統治者遵守的法律，沒有通行全社會的理性的公正。中國人只有刑和禮，而且"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第三， 中國文人也沒有批判社會的能力，這種能力只有在具有基本人權的現代公民社會中的公民才可能擁有。在中世紀的中國，不要說中國文人，除了極權者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也都只能有兩種活法要麼順從，要麼以死相抗，除此之外，想逃避者極少有可能。 中世紀的中國只需要中國文人，不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因此，只能大量產生中國文人，不可能產生中國知識分子。硬要將接受過偽信仰精神和偽求知精神熏陶的中國文人充任知識分子，自然是強人所難。「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文人無行，同樣自古而然，傳統的中國文人實在如同一塊難雕的朽木。
中國知識分子的成長與西風東漸並行。西方人憑借船堅炮銳的優勢強行打開中國的國門。信仰精神與求知精神的傳入與滅國亡種的恥辱和憂憤同時在少數中國文人的腦海中激起了怒潮。中國文人在這種極其矛盾的境地中緩慢地摸索著前進，少數人成長為知識分子，成為中國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驅、多數人在觀望，在徘徊，在猶疑，或者只是口頭上的革命派，實際上的權錢的鑽營者。魯迅先生所說的"人一闊，臉就變」 的人們，以及「一旦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實際的獨裁者們，在近一個世紀中相繼表演。在近一百多年中，中國正以蹣跚的步子邁向與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世界"現代化"的大潮。中國人很艱難，西方人也不輕鬆、事實上，西方文化正在從它19、20世紀的頂峰徐徐降落，與此相反，東亞、中國的文化正冉冉上升，筆者對21世紀開始的新的千年世紀的中國文化懷抱著希望。這也是促使作者撰寫本書的最基本的動機之一。
走向21世紀的中國需要大量同時擁有三種人類元精神的知識分子，他們信仰"真」、追求"善」、熱愛"美」，他們將是創造中國新文化的主力軍。相反，我希望仍舊沉浸在偽精神中的中國丈人盡快壽終正寢，他們才是新文化誕生的最致命的阻力。順便說一句，我贊成繼承孔子的愛人的精神，還有他具體提倡的孝敬父母、尊重長者的精神，但目前在海內外鼓吹的「新儒家"卻令人遺憾，他們的空論更多叫人感到，他們仍舊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遺類。文章摘自黎鳴《問人性》一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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