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公元27年—約公元97年),字仲任,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戰鬥的無神論者。漢族,會稽上虞(今浙江紹興上虞)人。王充年少時就失去了父親,鄉里人都稱讚他對母親很孝順。後來到京城,進太學學習,拜班彪為師。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哲學著作。
人物簡介
王充小時候,跟同輩的夥伴一起玩,不喜歡隨便打鬧。小夥伴們都喜歡捉鳥、捕蟬、猜錢、爬樹,只有王充不願玩這些,王誦對此感到很驚奇。王充六歲時,家裡就教他認字寫字,王充恭厚友愛孝順,很懂禮貌。
王充喜歡博覽群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小時候家裡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裡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後來回到鄉里,住在家裡教書。會稽郡徵聘他為功曹,因為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
他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著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其中《訂鬼》已是中學課文。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
刺史董勤徵聘他為從事,改任治中,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即漢章帝)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徵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徵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於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慾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人物生平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雲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後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勳,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鬥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裡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後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至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由會稽陽亭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餬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鬥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後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鬥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麼能自抖家醜呢?後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後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樑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業道,仕路不亨,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范曄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原諒)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後「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後,後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制,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於縣、鄉、亭。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於後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為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眾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幹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盪,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於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後留居於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於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裡,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後來王充成名後,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群眾隊伍中的家庭。」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儘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鬥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注意培養。《後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里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並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裡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遊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小學。書館中學童百餘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並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里,遊學於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漢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雲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將他們徵入太學,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范曄《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班固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覆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鉅細,皆決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讚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讚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董)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彼子長(司馬遷)、子雲(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董仲舒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仕之前,在閻裡「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固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台,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裡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著名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谷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台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詩》,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采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台今史,與班、賈同業,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漢明帝奇其才,征詣蘭台,拜校書郎。
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漢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響應,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讚美說:「蘭台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台,「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恩。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後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後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瞭。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麼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簷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徵,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麼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後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漢)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麼,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台,望雲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歎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漢)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後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於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繞著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於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後,范曄作《後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漢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後,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並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裡,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裡,他曾先後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闢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難。《後漢書》亦載:「刺史董勤闢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辟字正作征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值錢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穎川汝南,流民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後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征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並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後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困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穀,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並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遊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後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面前捏造誇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鬱鬱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高明,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