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稱「百日維新」的戊戌變法維持的時間這麼短，取得成就了嗎?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瞭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達「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由此拉開序幕。同一天，光緒帝又下諭申明了變法的決心，並斥責守舊大臣：
「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自此日起，光緒帝在維新派的輔佐下，屢頒諭旨，行使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變法失敗，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如今，回顧百餘年前的這段戊戌維新，它的歷史貢獻在哪裡?它的局限性又在哪裡?
戊戌變法是一場旨在圖強禦侮的變法遠動，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希望中國大變、快變。儘管出發點是好的，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戊戌變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措施並不符合當時的國情，它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退一步說，就算沒有慈禧的干預，這場維新運動也不會走得太久、太遠。
然而要是將戊戌變法一棍子打死顯然也是不公平的，短短103天的維新運動還是給中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它貢獻也是巨大的。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戊戌維新在政治上要求改變封建專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憲國家。
中國本來是個封建國家，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政治上是絕對的封建專制君主統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綱常倫理，實行科舉八股的教育考試制度。這樣的體制和英、法等國在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近代國家比起來已經大大落後。
落後就要挨打，因此，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抵抗外國侵略，屢戰屢敗。事實證明：傳統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經不能生存下去。洋務派已經意識到外國的先進性，他們用西法制炮造船，開工廠、築鐵路，但洋務派不想根本改變舊制度，只想在器物的層面上學習西方的長處，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際含義。
維新派的先進之處，在於認識到器物層面的某些改變根本無法挽救中國，必須從根本制度上進行改革，把傳統的封建專制農業國，改變為近代君主立憲的工業國。所以他們主張要「大變」、「速變」、「全變」，大大突破了洋務派認可的變革範圍。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帝君臨萬民，獨攬一切，權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約，排斥了人民大眾參政議政的權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動亂、腐敗的根源。因此，維新派強烈要求改變專制制度，他們借用法國啟蒙思想將盧梭的「民約論」思想，譚嗣同就尖銳指出：
「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先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
這種言論在當時是十分大膽而新穎的，而且他們盡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慘現實，直斥清朝的統治「如黑暗地獄，直無一法一政足備記錄，徒滋人憤懣而已」。
儘管維新派的主張客觀上只能為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分享政權開闢道路，以當時的情況而言，並不能真正挽救中國。但維新派力爭制約君主權力，擺脫專制主義的束縛，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只有人們不相信君權的神聖，從專制皇權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繼續前進。所以，戊戌時代這一思想解放為許多知識分子的進一步革命化創造了條件。
二，戊戌維新的貢獻還在於經濟上倡導民營企業，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工廠、礦山、鐵路等近代企業，但數量較少，而且大多是官辦、官督商辦、官商聯合，民營企業則得不到保護。
戊戌變法實行的第一天，光緒帝就下諭各省設立商務局。這是御史王鵬運提出的意見，「請於各省會設立商務局，由各商公舉殷實穩健，素有聲望之紳商，派充局董，駐局辦事」。不久，光緒兩次諭令劉坤一、張之洞在上海、漢口試辦商務局，創立商會。
不僅如此，光緒帝在上諭中還鼓勵士民著作新書，創行新法，製作武器，准許專利，甚至民間還可以興造槍炮各廠。連槍炮廠都允許民間設立，其他民營企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後來光緒帝又在北京設立農工商局，命各省設分局「分別製造，以擴利權，而資民用」。這一系列保護和鼓勵民間工商業的諭旨，雖由於守舊派的阻撓拖延大多未能實現，但民營企業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動搖，對於私人創辦工商業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因此戊戌變法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洋務運動期間創辦的近代企業，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作多達80%以上。而戊戌前後三年中(1897-1899)中國創辦的廠礦54個，資本額621萬元，其中商辦占70%，民間企業已成工商業的主流。
三，戊戌維新的貢獻還在於廢除了八股文，改革科舉制，提倡學習西方，實行近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措施。
維新派十分重視人才的教育，康有為強調：「欲任天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急於教育。」梁啟超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
科舉制和八股文是禁錮心智、脫離現實的典型。知識分子只去讀古代的儒家經典，按固定的格式寫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祿。維新派對此作了猛烈抨擊。嚴復說：「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蓄。」變法期間，類似這樣的抨擊科舉八股的尖銳言論比比皆是。
維新派在反對科舉八股的同時，又提出講求西學，學以致用的主張。他們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張開辦新式學堂，光緒帝在「明定國是」詔中特別提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並令各地籌設大中小學堂和各類專業學堂。
二是科舉不用八股文，改試策論。「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效為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同時開設經濟特科。
三是鼓勵創辦報紙，諭改《時務報》為官報，派康有為辦其事。「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廣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此外還鼓勵譯書，選派出國留學生，許士民上書言事，開放輿論。
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下，社會風氣日新，學堂、報館、學會紛紛創立，如雨後春筍，一發而不可遏制。戊戌維新後七年，延續了一千數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終於被廢除，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了傳統的封建教育，報刊等大眾媒介也日益普及。
戊戌維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動搖或部分改變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為中國近代化開闢了道路。但同時也要看到維新派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
康、梁等在維新運動中表現的幼稚、脆弱、動搖、衝動、盲目樂觀，又缺乏遠大的規劃，切實的行動。很多應該做和必須做的事，他們想不到去做，或者不能做，不願意做。維新派當時的種種失誤、缺點和短見，需要用階級和歷史的分析，求得理解，而不能苛求於前人。
戊戌維新時期，新舊力量的對比很懸殊，守舊勢力力量強大。戊戌維新的骨幹力量大多是青年知識分子，或為舉人、秀才，或為中下級官吏，沒有地位、權力與聲望。他們有感於國家的危急，人民的貧窮，懷著救國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
維新派力量薄弱，他們寄希望於光緒皇帝，以為只要說服皇帝本人，同意實行新政，就可以衝破一切阻力。他們低估了盤根錯節的守舊勢力。而守舊派，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專橫攬權，下有廷樞諸臣、封建大吏頑固不化，墨守成規。
光緒帝百日維新所下的新政詔諭，守舊派不執行，不辦理，推諉拖延。而他們對維新派人士則忌恨怨妒，公開為敵，勢如水火。故慈禧太后一聲令下，光緒帝便束手就擒，六君子坐待誅戮，變法維新的大廈，突然傾倒，土崩瓦解。因此，戊戌變法的失敗悲劇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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