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周個人經歷了哪些事情 劉宗周經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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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小知識

個人經歷

劉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學問日進。17歲時,又從魯念彬學習制藝。由於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於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劉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為以後登第創造了條件。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劉宗周考中了舉人,4年以後,考取了進士。但因母親去世,他沒有受官。後來經人介紹,他又師從湖州德清學者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門下唐樞(一庵)的弟子。其學以「克己」為要,「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與羅汝芳(近溪)一派講學不合,認為羅及其弟子「以無善無惡為宗」,不合王陽明的「正傳」,故作《九諦》與之論難。劉宗周拜許為師時,問為學之要,許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劉宗周受許孚遠影響很大,從此「勵志聖賢之學」,認為入道莫如敬,以整齊嚴肅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次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任行人司行人。路過德清,拜別許孚遠,許勉勵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劉宗周「為之猛省」。他一生對許非常推崇,曾說:「餘年26,從德清許恭簡公游,邑己問學,於今頗有朝聞之說」,「平生服膺許師」。後來他提倡「慎獨」之說,與許孚遠很有關係。

當時朝政黑暗,權臣當道,朋比為奸,·排斥正人。萬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煉丹,數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劉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親為由,告辭還鄉。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繼去世,他承重守制,於居喪之暇,在大善寺僧捨延課生徒,以此為生。他閒居七年,貧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繼,往往靠借貸度日。但他足跡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訪的,他也拒而不見。

萬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薦,朝廷下詔恢復劉宗周行人司行人的舊職。在北上途中,路過無錫,拜訪高攀龍。高與顧憲成都是當時的理學鉅子,又是東林書院的創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為泰山北斗。劉宗周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相互切磋學問,有問學三書,一論居方寸,二論窮理,三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從此劉宗周論學更反躬近裡,從事治心之功。

當時東林黨人與朝中大臣互相攻訐,形同水火。劉宗周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養國家元氣疏》,指出當時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他希望朝廷化偏黨而歸於蕩平,不必以門戶分邪正。這篇奏疏對當時的黨爭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東林黨人為是,也不全以東林黨的政敵為非。但朝中黨派傾向已很明顯,劉宗周在前疏中發明顧憲成之學,被認為同情東林黨。他鑒於群小在位,黨禍將興,就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這時江西巡撫韓浚上疏彈劾劉宗周,比之為少正卯,說他「行偽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尚方加誅,以為惑世誣民之戒。歸於顧,劉廷元又相繼對他進行攻擊。於是他踏上了歸鄉之路。

解官後,劉宗周的心情反而覺得輕鬆。他早就想潛心學問,擺落世事的纏繞。在《與周生書》中,他寫道:

不佞少而讀書,即恥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群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則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著,直眼見銅駝荊棘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會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

小人當道,國事日非,既不能作濟世之名臣,不妨作一個弘道之名儒。因此,劉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內省的治學道路。

劉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認為陸、王心學「皆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事矣」,容易導致禪學化。所以他曾說:「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為佛老頑鈍而無恥。」但到了中年,他的學術主張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次解官後,他閉門讀書,「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轉向了陸王心學,著《心論》一文,闡發了自己的心學觀,認為「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於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表明劉宗周完成了對心學從「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轉變。

在教學之暇,劉宗周撰成《論語學案》、《曾子章句》兩部重要著作。在《論語學案》中,劉宗周強調「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指示「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外立根基」,「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皆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既由心學中脫胎,又希望矯正心學之失的特徵。這表明劉宗周對陽明心學開始了由「中而信」到「終而辨難不遺餘力」的轉變。

劉宗周家居三年。這期間,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名聲遠揚。而這時明朝的內憂外患也越來越嚴重,東北的滿洲日益強大,明軍連年失利;朝中則黨爭不已,政治腐敗。劉宗周雖身在江湖,但還是心繫魏闕,不在其位,並非不謀其政。他在《與周綿貞(起元)年友書》中,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寫道:

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激,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日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苟率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

他認為,國事弄到現在這個樣子,「吾黨與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謂「奸黨」。他對「正人」的行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真心為國家。」只顧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國家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劉宗周痛切地說:「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為虛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東林黨人,劉宗周被起用為禮部儀制司添注主事。這時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賢干預朝政,劉宗周上疏參劾。疏入,傳旨廷杖六十,幸得葉向高相救獲免。當時上書者多請逐客氏,而糾彈魏忠賢,則自劉宗周始。後來魏忠賢大興黨禍,擾亂國家,劉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啟三年(1623),劉宗周升為尚寶少卿,旋告歸。次年,奉聖旨「劉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會讚揚劉宗周「千秋間氣,一代完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將推他進入內閣。但劉宗周鑒於群賢被逐,不願出山。他上疏推辭說:「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於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然奔走於聲利之場。」他要以自己的行動,來矯正士風,砥礪氣節,為衰世樹一榜樣。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界,一參魏忠賢誤國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說:「此何時?進此疏耶?大禍立至矣。」僅把辭職一疏上聞。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說:「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性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魏忠賢閹黨當道,緹騎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劉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賢得禍,於是慨然歎道:「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線乎!」他召集諸生,於蕺山之麓會講。他認為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

會講每月舉行一次,到年終輟講。每次會講,劉宗周都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抵凝定,為人道之基。他曾說:「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裡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他提出「慎獨」之說,作為自己學術思想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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