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首行動_漢朝陳湯奔襲三千里消滅北匈奴
生肖民俗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杜東冬 王偉 徐輝
自古以來，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視野裡，戰爭，似乎一直是暴力主凶的代名詞。要麼“殺敵一萬，自損三千”，要麼“血流漂杵，白骨纍纍”，對戰爭破壞性近乎無限地誇大，催生出兩千年的重文抑武，不僅使尚武精神日漸式微，更導致了大眾對於軍事歷史的茫然陌生。2003年，當美國試圖在戰爭初期一擊斬首薩達姆時，很多中國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戰爭，還可以這樣打麼？
然而，這種“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作戰方式，老美根本算不上首創——早在2000多年前，已經有一位中國將領在戰場上快劍如風地運用實踐，並且一舉成功，使大漢王朝威震西陲。這個名氣並不算大的小人物，就是中國軍事史上少有的僅憑一戰成名的一代名將——陳湯。
斬使生是非 西漢的前半期幾乎是在狼煙四起、連綿不絕的鐵血戰火中一路衝殺過來的。到漢元帝即位（公元前49年）時，劉家祖輩們已經差不多把能打的仗全都打完了，衛青、霍去病、趙充國等將星璀璨、馳騁疆場的時代逐漸遠去。“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漢家“王霸道雜用”的大政方針不再吃香，儒家學說中津津樂道的治國主張，如減刑寬政、不與民爭利等寬鬆政策開始實行。
在內無叛亂、外無邊患的一片四海昇平中，突然響起一聲驚雷：大漢朝廷派到西域護送匈奴質子駒於利的衛司馬谷吉等人完成任務後，被質子的父親郅支單于給殺了！消息一出，震動朝野！郅支不是說也要內附降漢麼？怎敢殺我大漢王朝的大臣？
緣由，還得從匈奴那邊說起。曾經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國在歷經漢軍屢次重創後元氣大傷，內外交困，流年不利。公元前60年又爆發了“五單于相攻”，冒頓單于的後代子孫們相互攻擊，打得不可開交，“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漢書·宣帝紀》）”。六年後，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兩強大戰，兩敗俱傷。雙方為了取得戰略優勢，先後向曾經是死敵的漢朝遣使朝獻，甚至“遣子入侍漢廷”作人質，以圖獲得漢朝支持。對於這兩個先後輸誠的匈奴單于，漢朝在採取“均待之優厚”的同時，也玩起了平衡策略。被郅支單于打敗的呼韓邪求援心切，先後兩次單身入漢朝朝覲，漢廷對他不但賞賜頗豐，而且還派兵護返、協助誅伐不服者。史稱之為:“南匈奴附漢。”
在呼韓邪降漢的同時，死對頭郅支以為其歸順於漢，兵弱不能再返回，趁機出兵吞併了呼韓邪的地盤。在得知漢朝派兵護送呼韓邪回大漠收復失地後，郅支惱羞成怒，“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遂“困辱漢使”，並向西域進兵，擊敗烏孫，吞併烏揭、堅昆、丁零三個小國，建都堅昆（今俄羅斯境內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割據一方。儘管如此，他“自度兵力不能敵”，對漢朝仍不敢公然分庭抗禮，公元前44年又派出使者到漢廷進貢，也稱“願為內附”，同時要求遣還質子。
在這個問題上，漢廷還是比較慎重的。雖然皇帝作出了派衛司馬谷吉護送郅支質子回國的決定，但朝中大臣對此意見不一。有人認為郅支不是真心歸附，將人質送出塞外即可。當事人谷吉卻認為，僅送出塞外，明擺著表明不再交好，可能“棄前恩、立後怨”，給對方不歸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單于王廷，看他內附不內附。憑著我們漢朝如此強大的實力，即便郅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漢使不利，也必然因為得罪漢朝而不敢接近邊塞。以我一個使臣的犧牲，換邊境數年安寧，值！最終漢元帝表示同意。不幸的是，谷吉一語成讖。千里迢迢把郅支的兒子護送回去，郅支竟出爾反爾翻臉不認人，把谷吉等人殺了洩憤。
兩國相爭尚且不斬來使，一個口口聲聲準備附漢的匈奴小單于，竟然出爾反爾，殺了大漢專使，這是典型的外交挑釁外加赤裸裸的敵意行為——郅支單于對於大漢王朝的敵意顯露無遺。他也知道自己這次把漢朝得罪完了，極有可能遭到報復；老對手呼韓邪在漢朝扶植下也實力日漸增強。如果繼續待在堅昆，恐怕有被漢匈兩軍合擊的危險。怎麼辦？三十六計走為上！
逃到哪裡去呢？離漢朝越遠越好。公元前44年，恰逢西邊的康居（西域國名，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前來求援，欲聯合北匈奴擊烏孫（西域國名，在今吉爾吉斯共和國伊塞克湖東南）。借此良機，郅支單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東部居住。擔心漢朝追兵的他一路奔逃，其部眾多凍死於道，到目的地僅餘3000餘人，實力大損。但一到康居、遠離漢境後，郅支單于馬上又精神抖擻起來，他凶悍好戰，曾數擊烏孫，甚至深入其都赤谷城下，殺掠人口、驅搶畜產，一時橫行西域。漢朝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臣谷吉等人的屍體，他不但不給，還調戲般地說:“這裡住得很不好，正打算投奔你們大漢王朝，我正準備再次把兒子派過去作人質呢。”
之所以敢如此叫板，是因為郅支單于有兩大法寶護身：第一是地理上的距離優勢，康居同漢朝遠隔萬里，地理迥異，並且是以眾多部下凍死於路上的代價熬換的，漢朝不一定有這個遠征西域的勇氣；第二是匈奴遊牧民族的高速機動性，像匈奴這樣的北方遊牧民族，自古以畜牧業為主，每天騎馬放牧，騎技嫻熟，在戰鬥中勇敢向前，如利箭一樣迅猛攻擊，進攻失利時則急速撤退，來去如風，飄忽無定，其機動優勢遠非中原農耕文明下的西漢將士可比。用著名漢臣晁錯的話形容就是“（匈奴）風雨罷勞、飢渴不睏，中國之人弗與（不能相比）也”。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史，遊牧民族與生俱來的天然機動性幾乎成了懸在中原王朝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遼、金。漢匈戰爭千載以後，一個名叫蒙古的北方遊牧民族再度崛起，他們從漠北草原呼嘯而出，佔盡了中國全境不說，其兵鋒還向西、向北，一路“兵甲輝天，遠望煙火，連營萬里”，西征花剌子模，蕩平俄羅斯，一口氣橫掃歐亞大陸，直至飲馬歐洲多瑙河，把遊牧民族的機動性發揮到極致。
北匈奴憑借天然的機動性優勢，等到遠方大漢的大軍完成動員、進入西域時，郅支雖無勝算，但估計也早跑得沒影了。所以，在郅支單于心中，康居與漢廷天各一方，你漢朝在軍事上無法對我構成實質威脅，為什麼要怕你？派使臣來和談——笑話！從戰場上拿不回來的，談判桌上怎麼可能拿回來？應當承認，郅支單于的小算盤打得的確不錯，但他忽視了一點：曾經將星雲集的大漢王朝，難道就再也出不了一位名將了嗎？
矯令亦有威
一代名將陳湯，就是在這個時候出場的。他既不是衛青、霍去病那樣的貴族將軍，也沒有李廣、李陵那樣的顯赫軍人世家作後盾，他僅僅是山陽瑕丘（今山東兗州北）的一個普通平民，祖上毫無功蔭可襲，必須靠著自己的勤奮和勇氣努力打拼。按照史書記載：陳湯年少時好讀書，博學多識，寫得一手文章，但因家貧時常四處向人借貸，偶爾欠賬不還，同鄉都因此鄙視他。在漢朝首都長安求官期間，富平侯張勃看中他的才能，因此於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上薦他為茂才。
不料，在等待安排職位期間，陳湯之父突然去世。做官心切的他沒有按慣例奔喪回家，被人檢舉不守孝道，為司隸所究，小嘗牢獄之災，好不容易才被人給保舉出來。因其確實有才，他後來又被推薦為郎官。但飽經坎坷的陳湯並不以此為足，按照漢朝的規定，成為郎官僅僅意味著進入官場，並不能保證一定會獲得陞遷。出身卑賤如自己者，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就是到邊塞建功立業，因此陳湯多次主動請求出使邊塞。直到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他終於被任為西域都護府副校尉，與西域都護甘延壽一起出使西域，仕途不順的他總算有了接近立功的機會。
必須說明的是，從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36年，漢王朝在對待谷吉之死的問題上，除了外交手段交涉外，始終沒有表現出任何戰爭決心，甘延壽、陳湯所領受的任務是到西域都護正常換防，所帶領的僅僅是一支護衛軍隊，並非大漢王朝的西征大軍。
不通地理者，不為將才。在奔赴西域都護府所在地的路上，每經過城邑山川時，陳湯都要登高望遠，觀察地形。到達目的地烏壘城（在今新疆庫爾勒與輪台之間）後，甘、陳二人接觸到關於北匈奴的第一手資料：郅支單于已經在康居站穩腳跟，且因驅逐烏孫之功，日漸驕橫，氣焰愈發囂張，尋茬怒殺康居國王女兒及貴臣、百姓幾百人；又強迫康居國人為他修築單于城，每日征發500餘名苦工，歷時兩年才完成；還勒索大宛（西域城國，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卡散賽）等國，令其每歲納貢，其勢力範圍控制千里之闊，逐漸坐大。
瞭解到這些情況後，陳湯深感局勢不容樂觀：郅支遠遁康居後，漢朝邊境雖無烽火之災，但從漢宣帝以來確立的西域秩序開始面臨挑戰。無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諸國，都開始把眼睛瞄向漢廷：如果谷吉之死沒有任何說法，如果聽任北匈奴這一支在西部繼續坐大，到底是跟漢朝走，還是臣服於郅支？這樣一來，大漢王朝在西域用鐵血刀兵辛苦打造出來的威望，恐怕要打一個問號了。因此，陳湯感到深深的焦慮，心中暗暗下定戰鬥決心：對郅支單于之戰宜早不宜遲，與其養虎為患，不如先發制敵。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昔日貳師將軍李廣利初征大宛時領兵數萬，尚且慘敗還師，士卒僅餘十之一二，如今僅憑陳、甘二人手下的這點直屬兵力討伐郅支，顯然不自量力。為今之計，只有發揮西漢在西域地區的制度優勢——調集屯田戌防兵力，方能一擊成功，但必須得到頂頭上司甘延壽的同意。
於是，陳湯這位剛剛任職西域都護副校尉的年輕人，對甘延壽進言建議如下：“郅支單于凶悍好戰，勾結康居，不斷侵略鄰國，目的在於併吞烏孫、大宛。一旦把這兩國征服，幾年內西域所有王國都會受到威脅。長久姑息，郅支‘必為西域患’。趁其現在沒有堅城強弓，無法固守，不如我們發動邊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國人馬，一舉發起進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勢必無處可逃，你我將於一朝之間成就千載功業。”短短一番話，利害得失、戰略戰術一清二楚，無怪乎史書稱陳湯“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對此，甘延壽“亦以為然”。但作為一名關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線官員，沒有對外決定作戰的權力，這必須奏請朝廷才能再定。而陳湯認為戰機萬變，不容錯過，且中央官吏遠離一線，敵情不明，其公議“事必不從”，必須果斷行事，先斬後奏。奈何甘延壽不敢作主，“猶豫不聽”。在主官不同意的情況下，身為副職的陳湯縱然把戰爭規劃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紙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來上蒼在冥冥中給了陳湯一次機會：甘延壽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時間還不算短——正職主官久病臥床，陳湯這個副校尉自然要代職理事。歷史以史實證明，他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不但以都護名義假傳漢廷聖旨，調集漢朝在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地區的屯田漢軍，還集合了西域諸國發出徵召令（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使士）。一聽說要討伐郅支，15個西域國家都派兵前來助戰，其中就包括那個被郅支單于多次攻擊的烏孫。
大軍雲集、準備出兵之際，臥病在床的甘延壽得知消息，馬上從病床上“驚起”，想要阻止這次作戰行動。對於矯詔發兵的陳湯而言，此時漢軍與西域諸國組成的“多國部隊”已經集合完畢，開弓沒有回頭箭，已經沒有退路。值此緊要關頭，陳湯怒髮衝冠，手按劍柄，厲聲警告甘延壽：“大軍都已集合，你想讓眾軍洩氣麼?”儘管史書記載甘延壽是個勇武有力的大力士，這時也只能“遂從之”，就此搭上了陳湯的戰車。
甘、陳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長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矯詔之罪，同時“陳言兵狀”；一面率領胡漢雜陳的四萬大軍向西出發。就這樣，漢家王朝多年不動的軍事機器，在陳湯這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手中終於再次發動起來。
奔襲三千里 由於陳湯矯詔出兵，後世很多人都稱他為一“賭徒”。其實，軍事行動本身常常與高風險性相伴，關鍵是看風險能否與價值相權衡。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陳湯的冒險遠征頗有可取之處：
第一，縮短距離。康居相對於漢朝的遠距離地理優勢，曾是郅支單于引以為恃的天然優勢，但在陳湯矯詔發兵的突擊決策面前則大打折扣：從烏壘到康居的距離較之從長安到康居的萬里之遙，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襲北匈奴成為可能，作戰成功係數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戰機。《孫子兵法·計篇》有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陳湯遠程突襲的最大勝算，就在於郅支單于不相信漢朝會萬里迢迢派軍來打他（麥克阿瑟選擇在仁川登陸也是這個道理）。只要及時把握住這個時機，趁著對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鋒直指其城下，北匈奴遊牧民族的機動性優勢就喪失了發揮的機會，郅支恐怕連逃跑都來不及。
第三，人和於戰。陳湯矯詔發兵，所徵集的“多國部隊”或為屯田漢軍，或為西域諸國兵馬，他們對於遠征地理行程和北匈奴作戰特點的瞭解，都遠遠超過從中原地區調來的漢軍，利於行軍作戰。
同時，四萬之眾的漢胡合兵，不僅形成了對敵兵力數量優勢，還有利於形成“漢領諸國伐郅支不義”的政治優勢，師出有名，義正詞嚴。在這項制勝因素的背後，是西漢時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護制度，它們為漢軍的遠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員配置。司以說，陳湯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己方的制度優勢：平戰結合，就近發兵，完全出乎郅支單于之預料。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殺害漢使、遠遁康居八年後，大漢王朝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統率四萬漢胡大軍向康居挺進。大軍分成六路縱隊，其中三路縱隊沿南道（今塔里木盆地南邊緣）越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穿過大宛王國；另三路縱隊，由北道（今塔里木盆地北邊緣）經烏孫王國首都赤谷城，橫穿烏孫王國，進入康居王國邊界，挺進到闐池（今中亞伊賽克湖）西岸。沿途擊潰敵軍搶掠部隊，安撫受驚小國，探聽對手虛實。進入康居國境東部後，陳湯表現出了非常成熟的戰時政工經驗：下令嚴守紀律，不准燒殺搶掠，並與當地的康居首領飲酒為盟，諭以威信。當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單于的殘暴，把城內匈奴人的實情告知給陳湯。在康居嚮導的指引下，漢胡聯軍勢如破竹，距單于城30里外紮營。
當陳湯的“多國部隊”從天而降般地出現在眼皮底下時，郅支單于似乎仍蒙在鼓裡。他所表現出的茫然、慌亂和無措，與先前的狡詐、強硬形成了鮮明對比。面對大軍壓境，他遣使來問：“漢兵來這裡幹什麼？”漢軍的回答十分有趣：“單于您曾上書言居困厄，願歸順強漢，身入朝覲。天子可憐您放棄大國，屈居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雙方就這樣一問一答，交涉了好幾通外交辭令，最終漢方不耐煩了，下達最後通牒：“我們兵來道遠，人困馬乏，糧食也不多了，叫貴單于和大臣快拿個主意罷。”戰爭的火藥味終於瀰漫開來。
戰幕隨即正式拉開，聯軍挺進到都賴水（今哈薩克斯坦塔拉斯河）畔，距敵城三里處扎陣。只見單于城上五色旗幟迎風飄揚，數百人披甲戒備城上，百餘騎在城下來往馳騁，城門口還有百餘步兵擺成魚鱗陣，操練演習,以耀兵威。城上守軍向聯軍大聲挑戰：“有種的過來！”面對郅支單于的疑兵架勢，甘延壽、陳湯指揮下的漢胡聯軍嚴陣以待,沉著應對。當百餘名匈奴騎兵直衝漢軍營壘而來時，漢營軍士“皆張弩持滿指之”，敵騎迅速引退。隨後，漢軍強弓部隊出營，射擊城門外操練的匈奴步、騎兵，被攻擊者立時喪膽，撤回城內，緊閉城門。
見敵膽怯，甘延壽、陳湯下達了總攻命令。在陣陣令大地都震顫的戰鼓聲中，聯軍開始攻擊，弓箭如瓢潑大雨般射向城樓。單于城是一座土城，其外另有兩層堅固的木城。匈奴人頑強抵抗，從木城柵格裡向外放箭，同聯軍展開激烈對射。此刻，郅支單于作困獸猶斗狀，全身披甲親自在城樓上指揮作戰。他的數十位妻妾也都用弓箭反擊，遏阻聯軍攻勢。
4萬對3000的戰場優勢十分明顯，即便單于親臨戰場，也並未給戰鬥帶來任何轉折。在聯軍矢發如雨中，匈奴守軍漸被壓制，不能立足，郅支單于也被一箭正中鼻子，受創甚巨，被迫撤回城內，其妻妾多人中箭死亡，木城上的匈奴守軍潰敗，聯軍趁機縱火焚燒。入夜，數百騎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燒，趁黑夜突圍，遭到迎頭射殺，箭如雨下，全部被殲。
午夜過後，木城全毀，匈奴守軍退入土城死守，聯軍破城在望，雙方進入戰爭的關鍵時刻。正當此時，一萬多名康居騎兵突然出現在戰場上，他們分成10餘隊，每隊1000餘人，奔馳號叫，跟城上的匈奴守軍互相呼應，對漢軍作反包圍態勢，並趁天黑向聯軍陣地進攻。陷入兩面作戰的聯軍攻防有序，面對康居騎兵多次衝擊，陣地巋然不動。
黎明時分，單于城四面火起，聯軍士氣大振，大喊登城，鑼聲、鼓聲、喊殺聲驚天動地。漢軍舉盾堆土，破城而入，城外康居兵見勢不好，迅速逃遁。郅支單于抵擋不住，率領百餘人且戰且退，到王宮中負隅頑抗。漢軍借助火攻勇猛進擊，一舉格殺郅支單于，斬首成功。此戰共斬單于閼氏、太子、名王以下1500多人，生俘145人，投降者100多人。
公元前35年正月，北匈奴郅支單于的人頭被快馬送至漢朝首都長安，谷吉等人在九泉下可以瞑目了。
霹靂燦生輝 陳湯滅郅支單于之戰贏得似乎太過容易了。簡簡單單的一個遠程奔襲，不到兩天的攻防戰，輕輕鬆鬆就斬首奪城，幾乎是完全一邊倒的戰役，沒有一點懸念感。但看似輕鬆的勝利，並不是偶然的。除去陳湯遠程奔襲達成的軍事突然性因素外，更是漢匈雙方實力對比的較量所致。
首先，戰略態勢天翻地覆。想當年，冒頓單于在位時，大破東胡，西逐月氏，南並樓煩、白洋，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26國，統一大漠南北，屬下控弦30萬，雄極一時，久經戰亂、剛剛立國的漢朝自然難擢其鋒。從漢高祖劉邦到文景二帝，大漢王朝隱忍數十年，蓄力數十年，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國力資源，在一代雄才漢武帝手中全面發威。漢匈大戰歷經數十年，戰略態勢開始全面逆轉。
斗轉星移，郅支單于時代，匈奴早已丟失河套、隴西、涼州等戰略要地多年，何止“亡焉支山使婦女無顏色”。伴隨著漢朝不斷開荒移民、屯田移民、交通西域的戰略推進，匈奴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充其量只能在小國中興風作浪，對比剛剛經歷過“昭宣中興”的大漢王朝，無疑是相形見絀，此消彼長。正如當時一位匈奴大臣所言：“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如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這就是形勢，形勢比人強——任何一位匈奴單于，都無法無力改變這個實力差距懸殊的戰略形勢。
其次，軍力對比差距明顯。襲滅郅支單于之戰，不僅僅是陳湯矯詔出兵的個人英雄主義行為，同時它更是大漢王朝幾十年來逐漸建設完善的軍事力量（包括制度優勢在內）對抗遊牧民族的一次實戰檢驗。
在對匈奴作戰中，漢朝邊打邊學，邊學邊改，騎、車、步各兵種不斷調整，重新組編。從漢武帝時代起，騎兵發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戰時，僅衛青、霍去病兩軍的戰馬數量就達到了14萬匹，實力十分強大。最終漢軍騎兵完成了向戰略軍種的轉變，成為軍中的第一主力兵種，從而使漢軍能夠以機動對付敵之機動，既可遠程奔襲，也能迂迴、包抄、分割、圍殲，贏得戰場上的主動地位，殺傷力和機動性都大大提高。
而且漢軍特別注重將騎、車、步兵聯合作戰。漢武帝時衛青出塞作戰，就曾以武剛車（有皮革防護的戰車）環繞為營，以作防禦，同時縱精騎5000出擊匈奴。在實戰經驗不斷積累的基礎上，漢軍形成了一套以騎兵野戰、步兵攻堅、車兵防禦的克敵制勝戰法，協同作戰方式漸漸爐火純青。在滅郅支之戰中，也正是因為漢軍軍力強盛，各兵種協同作戰，攻防兼備，萬餘康居騎兵才對漢軍主導下防守嚴密的聯軍陣地無計可施，徒呼奈何。更何況，漢軍長短兵器裝備之精良，遠非遊牧民族可比。
反觀匈奴方面，始終長於進攻而短於防守，防禦戰從來就不是遊牧民族的強項，其與生俱來的機動性優勢沒有任何用武之地。郅支單于最大的戰術錯誤，就是在面對四萬多漢胡聯軍、敵眾我寡之時，竟然據城自守，以致畫地為牢，以卵擊石。結果，耗時兩年建成的單于城在漢軍的強攻之下，一天一夜即告失陷。
拿破侖說過：“上帝總是站在物質力量強大的一方作戰。”史實證明，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度組織化武裝力量面前，尚未完成精細化作戰分工的遊牧民族基本上沒有勝算，面對漢朝多年鍛就的屯田軍制、攻防兼備的武器裝備、配合默契的兵種組合，郅支單于決策失誤，焉能不速敗?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滅郅支之戰，漢軍合理利用己方優勢，遠程奔襲兵貴神速，攻城斬首乾淨利落，整個作戰流程動似雷霆、疾如霹靂、勢比怒濤，勝得十分漂亮，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心理上，都對匈奴構成了沉重打擊。
郅支單于伏誅後，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既高興又恐懼——高興的是死敵已滅，恐懼的是漢軍武力強大。於是，他更加恭謹地第三次單身朝覲，表示“願守北幌，累世稱臣”，這才有了著名的“昭君出塞”，南匈奴的命運從此徹底和大漢王朝綁在了一起，自秦漢以來的北方邊患從此一舉解除。即便到後來王莽改制、天下大亂之際，匈奴也無力趁虛而入。正如當時漢宗室劉向所言：“（此戰）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以一次戰役而收戰略之功，陳湯從此名揚天下。而如今常為人津津樂道者，是大勝之後甘延壽、陳湯給漢元帝發去的那封著名疏奏：“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逼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於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其辭蕩氣迴腸，千古流芳。
名將陳湯，一生僅此一戰，但一戰即為數十年漢匈戰爭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給自己的祖國贏得了長久的邊境安寧——為將者，夫復何求？所以，不管陳湯後來的命運如何挫折困頓，他的勇氣、謀略和才華都儼若一顆璀璨的明星，在勝利的瞬間光輝燦爛，永遠定格在2000多年前中亞塔拉斯河畔的那個夜晚。
此正是：
漢家男兒戍邊關，縱橫沙場未等閒。
千里遠襲斬首處，一劍封喉震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