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唐朝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哲學家，他作為當時的文壇泰斗和古文運動的領袖之一，有著十足的氣場。蘇軾稱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同柳宗元並稱為「韓柳」，明代有尊崇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死後，謚號「文」，所以世人也都尊稱為韓文公，是「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冠以「文章巨公」還有「百代文宗」的頭銜，他在廣東被推為「廣東古八賢」之一。足見韓愈的無論是生前還是生後，聲譽、美譽都是極多的。
韓愈這些聲譽和他那積極的政治態度以及對中國文學發展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尤其是他對古文運動的倡導和「道統」思想的確立。韓愈積極的政治態度令他時常進諫針砭弊端，然而這卻也為他招來了一連串的麻煩。公元801年剛過通過銓選，第二年被任命為國子監。韓愈忠於職守，指出了李實的謊言，卻被奸臣誣陷，後被貶陽山。還有一次差點要了韓愈性命的就是他諫迎佛骨，勸憲宗焚佛骨來杜絕社會誇張的信佛氣勢。這讓憲宗幾乎殺了他，幸得宰相等人的求情，才免除一死被貶到潮州。
韓愈在文學上的建樹才是他被後人所銘記的，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提出了當時浮華無用，而又一味追求工整對仗講究音律的駢體文，極力主張恢復秦漢時期的古文形式。韓愈認為文章的創作就是為了「明道」，為了表達內容的，內容就是一篇文章的靈魂所在。韓愈不僅提出了諸多的理論，還切身的實踐了自己的觀念。縱觀韓愈的所有散文，甚至是詩歌，都離不開他「明道」的主題。所以後世的學者尊敬韓愈的膽識和才學，都用「文公」稱呼於他。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
韓愈奮不顧俗流，是於韓愈處於同一時期而且也是聲名顯赫的柳宗元對他的評價，這句話源自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在柳宗元眼裡，韓愈當時不顧世俗的看法和嘲弄，毅然選擇了做會遭受社會譏笑的事，廣招門徒教學為師。於是社會上那些庸俗之人果然聚起來說罵韓愈，韓愈也因此得了個狂人的稱號。
柳宗元之所以借「韓愈不顧俗流」的事情，寫在他給韋中立的書信中，是為了探討師道一說。所以當時的兩大文人對於師道的重視是不言而喻的，柳宗元更是讚賞韓愈這樣不顧世人的眼光，廣招學徒踐行自己思想理念的行為。
韓愈之所以能夠做到不顧俗流，犯眾人的笑侮，和他那剛正的性格分不開。韓愈在政治上就是那種有話直說，直言不諱，也不會忌憚說出的話會給自己帶了什麼麻煩，甚至是生命危險也不顧。那麼韓愈在平時的社會觀念上的看法自然也是有話必說的性子，他必定會踐行自己的觀點，同時也要反駁他人錯誤的觀念。
韓愈曾經給自己的門生李幡寫過一篇文章《師說》，文章可以說是韓愈對於自己分不顧俗流的一種回顧。韓愈用深刻有利和極為嚴謹的語言反駁了當時士大夫們恥於師道的現象，以孔子求學的例子證明了古時就有的求師的做法。韓愈批評了當時社上那些自認為身份高貴，不肯拜師學習的人，並指出應該不因為對方年齡、地位的差別，而恥於求學，真正的學識是要虛心求教才會有的。
韓愈業精於勤
「業精於勤」源自韓愈的《進學解》一文，原句是「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大致的意思就是，學業和事業一樣，是在勤奮和勉勵當中日漸精通和旺盛的，然而它們也很容易在極易上癮的遊戲享樂中被荒廢和淡忘;良好的道德行為是在平日裡沉心靜氣的思考中，漸漸養成的，不過這也很容易在跟隨世俗，對自己要求不嚴下敗壞。
在《進學解》一文中，韓愈做出此句，是為了勸解文中的學生勤奮刻苦地學習，從而能充實自己的學識，才能被群賢畢集的上層所選拔出來治國。之後才好引出學生借由先生本身的不幸境遇來反駁先生先前的一套認識，這是以一種問答的形式來抒發宣洩作者懷才不遇和屢次被貶的不滿。
不過韓愈本人卻仍是堅守著「業精於勤，荒於嬉」的行為準則，在他的生涯中我們們處處可以看出他的勤奮努力，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由於韓愈自幼就有著紮實的文學功底，所以在其長大後對當時浮華的文風深感憂慮，於是日夜鑽研文學，提出重要的古文運動。韓愈根據自身的文學經驗，並總結了前人的結果，認為文章還是要以表達內容為重要目的，反對一味追求辭藻華麗的駢文體。
經過韓愈的不懈努力古文運動終於發展起來了，並且影響深遠。所以韓愈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貢獻是無可替代的，這也正是他業精於勤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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