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出自哪裡?這句話有什麼歷史背景?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出自哪裡?這句話有什麼歷史背景?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出自哪裡?這句話有什麼歷史背景?

歷史小知識

今天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有什麼歷史背景?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句話,最近這段時間,應該有不少人都聽說過了吧,這是一句出現在日本捐贈給中國的醫療物資上面的句子,很多人應該都是第一次聽說,雖然句子很美,但是很多人其實並不是很理解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句話的背後,還有一段很深刻的歷史,那麼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瞭解一下這段歷史,瞭解一下日本人為何要使用這句話呢?

1.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出處

說一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句詩。

詩作者是日本的「長屋王」,《全唐詩》的註釋是「長屋,日本相國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孫、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為公元684年-729年,是當時日本政壇的重量級人物。長屋王曾製造一批袈裟贈送給中國高僧,且在袈裟之上繡有此詩,其時大約為唐玄宗執政初期。詩的全文如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此詩在歷史上的最大影響,是讓高僧鑒真對日本產生了極為友好的觀感。公元742年,來唐的日本留學僧榮叡、普照在揚州拜謁鑒真,請求鑒真向日本派遣戒行優秀的子弟,鑒真回復道:「昔聞南嶽思禪師遷化之後,托生倭國王,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聞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

2.背後有何歷史背景

這段記載,見於日本僧人元開所著的《唐大和上東征傳》。長屋王施贈袈裟的善意,無疑強化了鑒真接受邀請、東渡日本的決心。他詢問弟子中有無人願意響應此番「遠請」前往日本傳法,眾弟子皆沉默無語——在當時的唐人眼中,日本乃是地處僻遠、野蠻不化之地,按弟子祥彥的說法,「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渡海的風險太高,投胎為人不易,投胎在中國為人更不易,故「眾僧鹹默無對」。見此情狀,鑒真轉而對榮叡、普照二人回復道:「諸人不去,我即去耳。」

榮叡、普照邀請鑒真東渡,執行的是日本政府交代的使命。自公元733年來到唐朝,二人即在洛陽、長安等地四處探訪、邀請高僧,始終沒有成果,直到遇上鑒真。

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人來唐朝聘請高僧,有兩個原因。其一,佛教傳至日本後,長期未能形成完備的戒律制度,尤其是未出現擁有正式授戒資格的「三師七證」(共10名僧人),故元興寺上奏請求向外國聘請有授戒資格的高僧(範圍不限於唐朝,也包括高麗、印度等地的高僧),得到了天皇的許可。其二,當時的日本,為逃避租稅、勞役而私自剃度出家者甚多,影響到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勞動力征發。聘請有資格的授戒師,來建立完備的考試、受戒、度緣、公驗制度,有助於改變私自剃度風行這一社會現象。

唐玄宗天寶二年,也就是公元743年,鑒真與21名自願隨行者第一次東渡。同行者還有榮叡等人邀請的道航(權臣李林甫之兄的「家僧」)與如海(高麗僧)。道航自視頗高,看不起如海,以「少學」為由反對如海一同東渡。被激怒的如海前往當地衙門告發道航,說他造船入海是為了與海賊勾結,計劃引「五百海賊入城來」。地方衙門逮捕了榮叡、普照、道航等人。長達四個月的調查之後,如海因誣告被判杖刑六十,道航一眾人等被釋放,海船被沒收為官產。

同年十二月,鑒真第二次東渡,同行的僧人、工匠、畫師等共計80餘人。出發後不久,航船遭風浪擊破,眾人無奈登岸修理航船。航船修畢,啟動第三次東渡,駛至舟山海面卻又觸礁,眾人不得不再次上岸,前往明州(州治在今寧波一帶)的阿育王寺暫住。期間有「越州僧」向官府告發榮叡等人,說他們引誘中國僧人前往日本,榮叡被地方逮捕送往京師,途徑杭州時詐死逃走。

天寶三年,眾人準備第四次東渡,前往福州購買糧食、置辦航船。弟子靈佑等人不願鑒真再做生死難測的東渡,前往官府告發。眾人在黃巖縣被官府追及,押送回籍。

天寶七年,榮叡、普照再次前往揚州謁見鑒真,籌劃第五次東渡。眾人於六月份自揚州啟程,結果遭遇颶風,在海上漂流十餘日至海南島。在海南,鑒真一行滯留了一年多的時間,直到天寶九年才經雷州半島繞道廣西,經廣東、江西北歸。北歸途中,鑒真遇到一名自稱能治療眼疾的胡人,該庸醫將原只是「眼光暗昧」的鑒真治成了完全失明。榮叡也在北歸途中去世,這給了普照極大的打擊,他既不願去揚州被地方官逮捕(引誘鑒真東渡之罪),也不忍繼續鼓舞年邁體弱的鑒真繼續嘗試東渡(時已六十三歲,最倚重的弟子祥彥等也已去世),遂於中途與鑒真告別。

天寶十二年(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籐原清河一行前往揚州拜訪鑒真。籐原等人告訴鑒真,他們已知曉鑒真五次東渡,故在京師時,使團曾試圖從唐玄宗處獲得高僧東渡的許可。但唐玄宗的旨意是「令將道士去」,希望使團帶回日本的是道士而非僧人。籐原讓鑒真自己決定,是否要冒著偷渡的風險,第六次前往日本。鑒真做了肯定的答覆。十月十九日,鑒真一行隨使團悄悄離開揚州,十二月十日抵達日本。六次東渡,前後歷時十二年。

公元754年,鑒真入平城京,在東大寺大佛殿錢,為太上皇聖武天皇、孝謙天皇及僧俗400餘人授戒。公元758年,日本朝廷表彰鑒真的功績,賜予其「大和上」的稱號,並贈親王舊宅為鑒真的專修道場,即日後著名的唐招提寺。

3.日本為什麼要寫這句話

鑒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這十年間的具體境遇(主要是政治境遇),學術界存在一些分歧。汪向榮的《鑒真》一書認為,因思想理念方面的差異,鑒真曾遭到日本朝廷的冷落和「奈良舊教團」的排擠。其中一則重要證據是,淳仁天皇於公元758年登基的同日,免去了鑒真的大僧都之職。王金林則認為,「鑒真在日本是受支持、受崇敬的」,他的被免職「首先是鑒真自己的要求」,證據是《元亨釋書》中有記載稱「此日授(大和上)號鑒真。初為大僧正,真患綱務煩雜,故有此釋」,由此可見,「如果鑒真自己不提出來,朝廷也不一定免他的大僧都職」。

其實,歷史的真實情形,未必是這兩種意見之一。如前文所述,日本朝廷對外聘請高僧一事,本就存有世俗政治層面的目的,在政治層面引起某些力量的反對,乃是情理中事。鑒真東渡日本,旨在傳播與交流文化,而非為追求政治地位,但對日本朝廷而言,如何對待鑒真,卻不止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縱觀鑒真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有兩點值得注意:(1)日本政府對鑒真的文化地位和生活待遇方面的尊崇,從未稍減;(2)政治性職務方面確實有所調整,但調整方式上仍給予了鑒真極大的尊重——依據淳仁天皇的詔書,免去鑒真大僧都的公開緣由是「政事躁煩,不敢勞老」,考慮到鑒真該年已滿70歲且雙目失明,其精力與身體狀況,確實不宜糾纏在具體的政務當中。且在免職大僧都的同時,淳仁天皇對鑒真尚有賜住宅、賜水田旱地、賜宮中殿宇為傳戒講堂等舉動。

公元763年,鑒真在異鄉去世。這位76歲的老人,歷經艱難困苦,怒海出航,用自己的後半生,回應了長屋王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這是一種樸素而偉大的「以善意回應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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