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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對全國土地人口財富的控制權和管理權。
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滅六國，建立了大秦帝國，消除了春秋戰國時期長達五百四十九年的戰亂。為了顯示其文治武功，秦始皇使用了「皇帝」一詞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稱號。
其後，從秦朝到清朝，在古代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王朝中，皇權成為了至高無上的，無法被超越的權力，表現為皇帝個人的獨斷專權、言出法隨。
法家締造大秦帝國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而儒家成為了皇權的代言人則來源於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霸，戰火荼毒。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消除戰亂，不同階層的哲人相繼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盛況。法家與儒家就是其中兩個支持者最多，最為顯赫的學派。
這兩個學派，一個締造了大秦帝國，開創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專制帝國;另一個則成為了皇權的代言人，成為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乃至東亞地區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戰國初期，秦國積貧積弱，長期被中原大國魏國所欺凌。為了富國強兵，秦孝公聽取法家代表人物衛鞅的主張，在秦國推行變法，這場變法就是著名的「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廢井田，開阡陌封疆，施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以耕戰立國。秦國變法二十載，獲得成功，從而迅速崛起，奠定了秦國一統天下的實力根基。
然而，秦國統一天下不過十五年便崩潰瓦解。漢朝建立後，面臨著生產凋敝、封國反叛、匈奴入侵這三大問題。
漢朝初期，採用黃老學說治國七十年，基本上恢復了元氣。迫切需要解決諸侯國叛亂以及匈奴入侵兩大難題。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大一統」兩大學說得到漢武帝的肯定，漢武帝聽取了其「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
董仲舒的兩大學說解決了漢朝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漢武帝得以發佈「推恩令」解決了地方上的分裂割據勢力，鞏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同時，「天人感應」學說則在保障民眾生存權的基礎上，強化了皇帝的神權。這使得漢武帝踢開世俗的羈絆，得以建立起一支支強大的軍隊，不僅贏得了對匈奴的戰爭勝利，更平定了南方百越勢力，開拓了西域疆土。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締造大秦帝國，開創兩千多年帝制王朝的是法家，而成為皇權代言人，成為中華文明正統的文化思想的卻是儒家?締造大秦帝國的是法家，為何儒家卻成為了皇權的代言人?
這是一個關於國家政治權力機構維持的問題。
皇權，即皇帝的權力。而皇帝，這個詞彙，在大多數人眼裡，顯然是一個職業，一個世襲的職業。其實，並非如此。皇帝具有三重身份：世襲職業、權力機構、治國理念，三重身份進行疊加，便構築了至高無上的皇權。
皇帝作為一個世襲的職業，必然代表著某一個階級。皇帝作為帝制王朝最高的權力機構，其必然有其必須維護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皇帝總是秉承著某一種政治理念來統治整個帝國，這必然代表著某一種思想文化。或者說，有某一種思想文化為皇帝進行專制統治正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便包括了階級、機構、文化三個方面的內容。從國家政治權力機構的維持這個角度看，便能較為清晰地看到問題的所在，即：皇權需要什麼?法家或者儒家能夠為皇權提供什麼?
為此，皇權的存在需要三個支撐：階級支撐、經濟支撐、文化支撐。
一：儒家能夠為皇權提供階級支撐，這一點法家做不到。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構建了中華文明的人文底蘊。諸子百家，所代表的是一門學問，一種能夠從事某一種職業或者多種職業的學問。
例如，法家所研究的就是做官的學問。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用現在的話說，法家就是專門培養行政管理人才的學派。
法家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實現社會生產效率的最大化，為諸侯國爭霸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
從法家所要解決的問題，便可以看到法家所代表的階級，或者說是階層，只會是做官的那一群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也沒有能力關心這樣的事情的。法家所從事的事物，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夠做的。所以說，法家不能為皇權提供階級支撐。
諸子百家，農家研究的是農業種植的學問，代表的階層是農民;墨家研究的是手工業生產的學問，代表的階層是手工業者;儒家研究的是祭祀的學問，代表的階層是祭祀者。
這三家，因為其研究的學問是很多人會做的事情，或者會從事的職業，所以其代表的階層是非常龐大的。這三家也是諸子百家中支持者最多的三個學派。
其它的學派，例如道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等，其研究的是自然規律、天文曆法、辯論、外交等一些小眾的學問，能夠有經濟能力去學習這些學問的人是非常少的，學成之後能夠從事的職業也是非常少的。
就說縱橫家，或者說鬼谷派，每一屆學生就兩個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會做一個外交家，去縱橫捭闔，干涉大國興衰。這是一門非常高端的學問，能夠有能力學的，能夠學會的人太少了。
儒家，因為其研究的是祭祀的學問。祭祀的學問?或許很多人不明白，祭祀有什麼學問?這是有學問的。儒家講的禮，最初講的就是用什麼方式去祭祀，其從事的職業就是祭祀官。這個官職，一直延續到民國。中國最後的衍聖公，在民國所從事的官職就是大祭祀官。
從黃帝時代起，直到現在，祭祀，是每個人都必須去做的事情。過年過節的時候，首先要做的就是祭祀祖先。現在祭祀已經沒有了那麼多彎彎繞繞，但是在古代是非常繁瑣的。儒家所代表的就是這些祭祀的人，幾乎代表到了每一個人。儒家在今日，影響力依然非常大，根源也就在這裡，只要中國人還要祭祀祖先，就無法摒棄儒家的影響。
有著龐大的祭祀人群，儒家就能夠為皇權提供最大的階級支撐，就能用神權去庇護皇權。在漢武帝時期，要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皇權的力量，就必須依賴儒家。其它的學派是做不到的。
其它的學派即便提出了董仲舒的兩個大理論，也不會被採納。重要的不是理論，而是現實的需要。
既然如此，為何秦始皇還要焚書坑儒呢?為何秦始皇排斥儒家?這便涉及到了第二個支撐。
二：法家能夠為皇權提供經濟支撐，這一點儒家做不到。
很多時候，一個人要做什麼事，不是由腦袋決定的，而是由屁股決定的。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就得想什麼樣的問題。
法家所服務對象是國家政權，是為了實現社會生產效率的最大化，加快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推動國家的崛起，為春秋時期列國爭霸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等經濟支撐。
法家所要考慮的問題，是國家需要什麼，而不是民眾需要什麼。法家所追求的是更快速、更強大。官員們秉承法家的理念，去組織社會生產，開展社會生產，為上層建築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為皇權統御天下提供經濟支撐。
法家的學問，事實上就是發展社會經濟建設的學問。法家能夠在已有的社會生產力這個基本條件下，實現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的最大化。從一定的角度說，法家是一門不斷加強集體力量的學問。法家讓大秦帝國成為一個嚴密的集體，每一個秦國百姓都成為了這個帝國的螺絲釘，去驅動大秦帝國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快速運轉著。
因為強大的經濟支撐，所以只有法家才能締造大秦帝國，才能完成一統天下使命，才能開創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王朝。
國家的意志，即全體國民求生存與發展意志的集合。是一個集合體，而不是代表某一個人。法家重視集體的強大，而忽視個體的福祉，這是法家的缺陷。
大秦帝國完成統一之後，六國百姓求生存與發展的意志，便與秦國百姓的意志一起，匯聚成為了國家的意志而不可動搖。這個意志是什麼呢?就是發展生產，求生存。修建萬里長城、修建水利道路、開疆拓土等都是國家意志的需要，這是秦始皇作為一個皇帝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國家的意志與個體的福祉便產生了矛盾，這便是大秦帝國崩潰的原因。國家的意志是長遠的，個體的福祉是暫時的。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就涉及到人到底為什麼而活的問題了。修建水利工程，福澤萬代，卻要犧牲一代人，這是對還是錯呢。
儒家，是研究祭祀的學問，其代表的是祭祀者。這便強調了個體的福祉，而不是集體的力量。用現在的話說，法家講究的是為了追求最好而去流血犧牲，儒家講究的是為了少流血犧牲，哪怕少吃一口。
拿一個男人做比方，採用法家的學問去追求人生，那麼他能夠揚名立萬，家財萬貫，恩澤後代，但是卻會因為勞累辛苦而壽命短暫，而且沒有任何的娛樂享受。採用儒家的學問去追求人生，那麼他雖然吃的不是最好，卻能養家餬口，還能活過百年，能享受人生的快樂，但是他沒有多少錢，也沒有多少錢留給後人，更沒有多大的名聲，默默無聞。
哪一種人生適合你呢?不好說。
秦始皇做的事業是萬代的事業，是秉承著國家的意志而做的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事情。所以，秦始皇壽命並不長，太操勞了。法家為了秦始皇的事業，高速地運轉著大秦帝國，所有的民眾都與秦始皇一起，為了萬代的事業去流血犧牲。這個時候，儒家為了個體的福祉，與秦始皇唱反調，要秦始皇享樂，要百姓修養生息，要其樂融融。
這明顯就觸犯了秦始皇的逆鱗，也與全體國民求生存的意志所違背。所以，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大秦帝國，沒有幾個國君願意鳥儒家。因為享樂的時候還沒到，帝國危機重重呀!
為了萬代的事業，秦始皇不僅犧牲了自己，還犧牲了好幾代人的福祉，更犧牲了整個的大秦帝國。是非對錯，真的不好說呀。作為後人，自然多少有點感恩。而當時被犧牲的人，恐怕有苦難言，有幾個人是心甘情願被犧牲的呢?
三：儒家能夠為皇權提供文化的支撐，這一點法家做不到。
儒家雖然是研究祭祀的學問，但是其包容性很大，並不排斥其它學問，甚至說其它學問都是儒家學問的分支。儒家的學問是十分高大上的學問，用宋代儒學大家張載總結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句話，基本上能夠反映出儒家的追求。用現在的言語去解釋，就是追求事物的發展規律，追求個體生命的價值，追求弘揚和傳承先賢的學問，追求社會的安定與繁榮。
儒家以祭祀為基礎，延伸開來，從而成為一個非常包容的學問，一種塑造最好的精神面貌的學問。祭祀是為了感恩祖先，繼承祖先的事業。而這個事業是什麼事業呢?任何可能的事業，任何能夠使得社會安定繁榮，個人安居樂業的事業。這有著巨大包容性和與時俱進的能力。當然，祭祀，繼承祖先的事業，其本身就帶有一種守舊的力量存在。
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因為有著守舊的力量存在，信儒家就等於是擁護周天子。列國爭霸，都不願意談及應該要對周天子去履行什麼樣的責任。儒家的學徒們，周遊列國，並不談儒家，而是以新的身份出現，但並不與儒家的身份相衝突。
例如，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荀況其本身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其也是法家思想的開創者之一。其弟子韓非和李斯，一個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個是締造大秦帝國的宰相實踐者。
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但是其指定的繼承者扶蘇卻是儒家門徒。秦始皇，安排了大量的儒學大師教導扶蘇，又將扶蘇派去督軍，對扶蘇的要求十分嚴格。
實際上，春秋戰國時期的許多法家、兵家、縱橫家的代表人物都有著儒家的身份。也就是說，儒家為了達成其思想追求，不但不拒絕學習其他學問，反而積極地從事其他學問的研究。思想是其目的，學習法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的學問則是手段。
儒家能夠成為正統的文化思想，與其將所有學派的學問進行歸納總結，從而作為手段使用，這是分不開的。董仲舒就是代表人物，其學說，就是以儒家祭祀的天道觀為基礎，吸收了法家、陰陽家、道家的思想，使其能夠對現實社會的各種現象各種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董仲舒可謂是集天下學派之大成。
強調個人的福祉，服務於每一個祭祀者，這便是文化的力量。這一點，法家是做不到的，法家本身沒有任何的階級性，法家追求的是社會生產效率的最大化，服務的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階層，而只是服務於政治權利機構，服務於國家的需要。這樣的目的，無法產生思想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來源，一方面是對儒家和墨家治國思想的歸納，另一方面是對現實生產實踐的歸納。用現代的說，就是：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得真知。法家只服務於生產的本質，使得其沒有任何的階級性，無法從根源上產生思想文化，無法為皇權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撐。
沒有思想文化的支撐，一個國家就會成為冷冰冰的機器，大秦帝國就是這麼一個產物。機器總是需要加油的，思想文化就是油。沒有思想文化的支撐，機器會因為沒有油而無法運轉。
綜上所述：法家為皇權提供了經濟支撐，所以締造了大秦帝國。儒家為皇權提供了階級支撐以及文化支撐，所以成為了皇權的代言人。
在一定的時代，加強皇權是非常必要的，並非是反動的。一個國家政權，要維持其運轉，實現長治久安，就得有階級的力量，維護社會中最為龐大的那個階層的利益。同時，在經濟發展建設的同時，不能忽視思想文化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