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對蒲松齡創造的女性形象念念不忘：「小說裡很多狐狸變的美女不但相貌超過人類，連智慧也超過人類;《聊齋誌異》也是一部提倡婦女解放的作品，那時婦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機器和勞作的奴隸，但蒲松齡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寫的《紅高粱》一書中，我奶奶這個形象的塑造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聊齋誌異》才有了靈感。」】
莫言為何向蒲松齡致敬?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演講，自稱是蒲松齡的傳人：「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裡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在別的場合莫言還說過：「如果蒲松齡金榜題名，蟾宮折桂，肯定也就沒有《聊齋誌異》了。從歷史角度看，蒲松齡一生科場不得意其實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歷史上，考中進士的人有數百個吧?但都沒法跟蒲松齡相比。時至今日，蒲松齡不僅是淄博的驕傲，是山東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人類的驕傲。幾百年前，有這麼一個人寫出了這樣一部光輝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給我們在人世之外構造了一個美輪美奐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說把人類和大自然建立了聯繫。」
許多人覺得莫言的《生死疲勞》學習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看完後對莫言說：「你是借這本小說向蒲老致敬。」這倒是真的。蒲松齡才是早得多的「魔幻現實主義」。在莫言眼中：「蒲松齡的小說五光十色，百味雜陳，充分調動了視覺嗅覺觸覺。寫作時調動自己各種各樣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發動自己的聯想，運用大量比喻，這是寫作的基本功。」
莫言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兩句：「一部聊齋傳千古，十萬進士化塵埃」。
讀書人的面貌古今無變，大都清風滿袖、才高位卑。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可謂當年書生境遇的全景畫。門戶破落的公子，屢屢落榜的考生，一概布衣方巾.神情寂寥地漂泊於荒村野嶺，暮色降臨即投奔杳無人跡的蓬門破廟作為棲身之所。月光如水.青燈黃卷，渲染出異鄉羈旅淡淡的憂傷與美麗。命運不濟，於是只能寄幻想於愛情了。雲裡霧裡烘托出成群結隊的美輪美奐的狐仙，以作對傷痕纍纍的心靈的補償與慰藉。在市聲塵囂之外，紙醉金迷之外，亦有落伍者的桃源。空中樓閣，門扉虛掩，來無影去無蹤的是一個個傷感的故事。這實際上是相對於物質世界而存在的審美空間，主人公身份不明，背景神秘莫測，惟一可感觸的是洋溢不盡的清貧的歡樂、淒涼的溫柔，悠然如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忠貞、善良、友愛……凡是現實社會裡的稀有金屬，在聊齋輕描淡彩的佈景中都不缺乏。如同一出轟轟烈烈上演的提倡完美的歌劇，燈火通明，映襯出觀眾席上的荒蕪沉寂。
這種海枯石爛的愛情故事，已經近似於神曲了。這些棄絕塵埃、凌波微步的完美女子，更是可作畫中人來看待。但是，它畢竟是不甘凡俗的書生們的理想。臆造出的悲歡離合可能比現實中的更可歌可泣——因為至少，它更趨近於完美。在弱不禁風的書生們(包括蒲松齡)身上，幻想就是一種戰鬥，就是飽經磨難的生命力的體現，尤其是對於善與惡的幻想。憑藉著一燈如豆，孤寒淒楚的書生們便能泅渡厄運般的漫漫長夜，並不由自主流露出釋然的微笑。可見充滿激情的幻想具有解釋自我的功能，在內心的丘陵開闢一塊滿足的田畝。
莫言寫過一篇《讀書其實是在讀自己——從學習蒲松齡談起》：「要理解蒲松齡的創作，首先要瞭解蒲松齡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寫人生，寫社會，同時也是在寫他自己。蒲松齡博聞強記，學問通達，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絕不是誇張。他的科舉之路剛開始非常舒暢，縣、府、道考試，連奪三個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來就很不順利了。那麼大的學問，那麼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個舉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運氣。他懷才不遇，科場失意，滿腹牢騷無處發洩，正因為這樣，所以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正因為這樣，才使他與下層百姓有了更多的聯繫。他的痛苦、他的夢想、他的牢騷、他的抱負，都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莫言還分析了《聊齋誌異》裡唯一寫高密的那篇《阿纖》：「寫一個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於理財，只是終生有一癖好－－－囤積糧食。蒲先生這一筆寫得非常風趣，也非常有意味，這個細節就讓我們最終不能忘記阿纖跟現實中的女人雖然表面沒有差別但她是耗子變的事實。類似這種細節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們這種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
西方歌劇有《貨郎與小姐》，其中的貨郎，當屬勞動人民。一部《聊齋》，充斥著書生與狐仙的傳悅，書生屬於怎樣的社會階層.不言自明。手無寸鐵，積蓄的零碎銀兩皆在趕考路上花費殆盡;手無縛雞之力，不知何從謀取稻粱，厚重經卷反倒成為精神上的負擔，造就其愚頑淳樸的原始人格;在他們身上，惟一的生存能力就是幻想了。幻想幫助他們艱難地抗衡住外界的壓力，彷彿從石縫下面掙扎出一星半點的野花草莖。
聊齋中的狐仙千姿百態，同樣大大美化了人間的女性。青鳳、紅玉、嬰寧、胭脂、翩翩、梅女……僅這一系列呼之欲出的芳名就令人垂憐，溫香軟玉，栩栩如生。莫言對蒲松齡創造的女性形象念念不忘：「小說裡很多狐狸變的美女不但相貌超過人類，連智慧也超過人類;《聊齋誌異》也是一部提倡婦女解放的作品，那時婦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機器和勞作的奴隸，但蒲松齡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寫的《紅高粱》一書中，我奶奶這個形象的塑造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聊齋誌異》才有了靈感。」
落魄於瓜棚豆架的蒲老夫子，肯定是帶著名士填詞的心態，高雅而又憐恤地為筆下的狐仙斟酌出一個個甜美親切的乳名。荊釵布裙，拈花而笑，姿容品質皆清超空靈，不沾染一絲人間煙火味。這樣的狐仙確實只能由工筆勾勒出來的，燈紅酒綠的街頭注定尋覓不見其蹤跡。她們無視權貴財富，偏偏愛慕貧寒清高的書生，如影隨形，在為世界所遺忘的荒郊遠村滋生出人情味濃郁的愛情故事……
沒必要考證其是非虛實。僅僅相信它在書生們的幻想中發生過就可以。很美麗的產生，又很美麗的消失，餘音裊裊……
莫言還看出蒲松齡對待婦女的態度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態度：「一方面他寫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對其充滿了欣賞和讚美，但同時也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對他的限制。」
但莫言更為蒲松齡辯護：「這種不徹底是時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徹底性為小說提供立體的層面，好的作品正是因為作家不徹底的的狀態，才具有了多義性和對人的深層次理解。」為蒲松齡辯護，也就等於為所有作家辯護，「當今社會，沒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種鮮明的道德價值觀念，當然也沒有理由要求作家成為白璧無瑕的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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