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於1644年入關，第二年，就嚷嚷著說要纂修《明史》。
可是，這部書，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後歷時九十四年，成為了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例!
花了將近百年的時間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細。
毫無疑問，從書的總體質量上來說，《明史》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潔，編排得當，完全稱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頗為客觀地評價說，「《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 《金史》呢，雖然「行文雅潔，敘事簡括」，也只是「稍為可觀」而已。要論「完善」，沒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過，作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清廷統治者一向自詡大清得天下為歷朝歷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為代表，其頒行的《大義覺迷錄》曾將漢魏晉唐宋元明貶了個遍，說漢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晉唐宋都是欺負孤兒寡婦篡位而來，元呢?元滅宋，那是赤裸裸的強盜行徑;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憤然罵道：「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對於大清得國，雍正正氣凜然地說：「趕出明之主人者，流賊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
基於清廷統治者這一說法，由清廷統治者牽頭編修的《明史》就出現了最大的一個缺點：不僅完全隱沒了建州女真先世與明朝的臣屬關係，也完全隱沒了清入關之後南明弘光、隆武、紹武、永歷諸朝廷存在之事實。
老實說，自古以來，以後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與舊朝之關係，免不了要有所掩飾，但象《明史》這樣「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絕無僅有。
單就這一點來說，後人要研究明史，特別是要研究滿洲的興起及清軍入關前後等等歷史問題，就必須參考其他著述。
但是，經過清廷血腥文字獄的摧殘和洗劫，這樣的著述已經是百不存一了。
大歷史學家吳晗在《燈下集》曾提到自己做這方面工作時的艱辛，說：「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圖書館讀《明實錄》，抄朝鮮《李朝實錄》，想從這兩部大部頭書裡，找出一些有關建州的史料，寫一本建州史。因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這三百年間的歷史都隱沒了，竄改了，歪曲了，為的是好證明清朝的祖先從來沒有臣屬於明朝，沒有受過明朝的封號，進一步強調建州地區從來不屬於明朝的版圖等等政治企圖。」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修四庫全書的時候，把明人有關建州的真實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辦法多種多樣：一種是毀版，禁止流通;一種是把書中有關地方抽掉，弄成殘廢;一種是把有關文字刪去或改寫。推而廣之，連明朝以前有關女真歷史的著作也連帶遭殃，不是刪節，便是被竄改了。這樣做的結果，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段期間的建州史實，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成為空白點，我們對建州的社會發展、生產情況、生產工具、社會組織、風俗習慣、文化生活、部落分佈等不是一無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這是個歷史問題，應該解決。」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吳晗先生把《明實錄》翻來覆去地讀，讀出了許多困難;沒辦法，只好下苦功，用筆抄，從朝鮮《李朝實錄》中抄出有關建州和中朝關係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後來，吳晗偶然觸及了一本堪與《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書——談遷的《國榷》，不由得激動萬分地說：「由於當時(《國榷》)並未刊行，因而也沒有經過四庫館臣的亂改。……對研究建州和明朝後期歷史是有積極貢獻的。」
《國榷》是一部編年體的明史，按年、月、日記載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實，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萬字，記敘了從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書中對《明實錄》中避而不談的明朝史實敢於直言不諱，對建州女真的史實也不迴避、不掩飾，全部如實地加以敘述。更難能可貴的是，對於萬曆以後七十多年的歷史，也在《明實錄》沒有記載的情況下，盡力根據邸報、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遺民的口述，加以補編，使有明一代的歷史達到了相對的完整。
就因為《國榷》沒有印本，得以避開了「四庫館臣的亂改」，成為了現在研讀《明史》的重要補充。
1958年，海寧張宗祥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還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勘正，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裝六冊出版。
吳晗欣喜地說：「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頭髮都白了......中華書局排印了這部六大厚冊，五百萬字的大書，怎能叫人不高興，不感激，不歡欣鼓舞!」
可以說，《國榷》的刊行，是一件史學界的盛事。
則《國榷》的著者談遷地下有知，也當含笑九泉矣。
明清以降，私人撰修國史之風長盛不衰。單就嘉靖至萬曆年間，就有鄧元錫的《明書》，薛應旃的《憲章錄》，鄭曉的《吾學編》，陳建的《皇明通紀》等等。
談遷此人，「生平無他好，惟好書」，尤其喜愛子史百家之言。他在翻閱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後，深感這些史書見解膚淺，史實錯誤，觀點荒謬。而他在研讀《明實錄》時，也發現了很多記載並不完全可靠，甚至還有許多缺漏及掩飾之處，便立志要寫出一部明朝信史留傳後世。
原本，談遷也參加了好幾次鄉試，但次次鎩羽。有了著史之想後，就徹底拋棄了科舉仕途，博集群書，披閱採摘，專心於歷史的編撰。
談遷家境貧寒，既無錢買書，借書不容易，卻憑堅忍不拔之志，六易其稿，寫成了元末明初到天啟朝的歷史初稿，共一百卷。談遷自稱「集諸家之書凡百餘種」，勒為一編，名《國榷》。但談遷並不滿足於此，多方結交文友，利用一切機會收集史料，對原稿進行修改和補充。
該過程中，對談遷幫助最大的有兩個人：張慎言、高弘圖。
張慎言時任南京吏部尚書、高弘圖時任南京戶部尚書，想那談遷不過一個落第秀才，但張、高二人並不以世俗眼光相待，反而十分賞識談遷的才學，「相與為布衣交」。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京師失守的消息傳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亂，一時不知所為。
談遷撰史治史，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許多，連夜上書高弘圖，建議派員急往淮陽阻止發往北京的漕舟。
福王朱由崧監國，談遷又及時地指出南京禮部主事吳本泰所制《監國儀注》的種種不當。
張慎言認為談遷高才有識，很想推薦他為禮部司務;高弘圖也想薦談遷任中書舍人，但談遷卻以自己不過一介布衣，不忍乘「國之不幸」博求官職，斷然拒絕，只在高弘圖幕下擔任記室。
不久，高弘圖遭馬士英等人排擠，談遷建議高弘圖辭去。
次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克揚州、鎮江，南京危急。
談遷跟隨高弘圖前往杭州勸浙江巡撫張秉貞、總督張鳳翔抵抗清兵。看到張秉貞等人口不言兵，談遷知事不可為，便告別了高弘圖，回到海寧家中，一門心思著述明朝歷史。
明亡以後，為完成崇禎、弘光兩朝歷史，談遷不遺餘力地尋訪明朝降臣、遺民、閹宦、貴戚等，大量查閱邸抄、見聞，使一部《國榷》成為完備的編年體明史。
這其中，發生了一件讓人撕心裂肺的事：順治四年(1647年)八月，已經成書的《國榷》竟然被小偷偷走!
談遷欲哭無淚、悲憤莫名。
沒辦法，只好咬著牙，從零開始，重新再寫。
在重寫第二稿過程中，談遷得到了朱之錫、吳偉業、曹溶、霍達等人熱情幫助。《國榷》所記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斷求真。
1657年，《國榷》終於寫成。
也在這一年夏天，談遷西遊平陽(今山西臨汾)，專門到好友張慎言墓前祭奠。
張慎言在弘光朝覆滅後不久便含恨病死，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陽城。
原本，談遷還想撰寫一部紀傳體明史，但到了平陽，已是寒冬，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風寒，於該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於平陽旅舍，終年六十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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