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其實是需要不同思維方式的人同時存在才有意思的。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度的戰略思維，那將是一個瘋狂的社會；如果人人都高度功利、錙銖必校，那將是一個庸俗的社會。這兩種人才的特質結合起來，那就是無往而不勝了。
改革開放初期畢業於原杭州大學的學生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歷史系畢業的掙大錢的較多，經濟系畢業的當大官的較多。當然，所謂掙大錢和當大官，也是相對於我們這些尋常百姓而言的。
一次在縣裡調研，為了活躍餐桌氣氛，我又搬出了我的這套說法，沒想到接待我的局長就是當年杭州大學１９７７級歷史系的。他當即印證說，當年班上４０多個同學，有１５個是房地產公司老總，其中有幾個是目前杭州做得最好的，而當官的同學中，最高只是一個正處級。
我這幾年對歷史非常有興趣，覺得歷史學是除天文學之外的以大尺度時間為單位來思考和研究的一門學問，動輒就是幾百年、幾千年，甚至數十億年。比方說，地球的歷史是４０多億年，人類形成的歷史至今沒有定論，有說５０萬年的，也有說１００多萬年的，甚至有說更長的。現在有相當多的學者接受這樣一個說法，這就是地球上的人類，都是６萬多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個媽媽的後代。
做人文科學研究的，最後都會去研究歷史。我在研究浙江模式時，也把研究的時間尺度延伸到七八千年前的浙江新石器時代。因為歷史是一脈相承的，只有瞭解歷史，才能更好地認識今天和把握未來。
比方說浙江人這幾千年的歷史，大致是一部與水挑戰的歷史，如河姆渡的干欄式建築，北宋熙寧年間浙江水利工程占當時全國的近五分之一，水澆田占當時全國的約三分之一。與水挑戰創造了歷史上的豐裕浙江，造就了像滔天洪水一般有力和山間小溪一般輕靈的當代浙江人。經濟學是當代社會科學的顯學，但也是一門歷史科學，因為必須在歷史進程中研究客觀經濟規律。
這樣，學歷史的人去經商，很可能會有較強的戰略頭腦。因為他們習慣於思考幾百年、幾千年的事件和問題，人的短暫一生，那就是很不在話下了，這就使得他們能夠不拘泥於短期利益，比較善於從長期利益角度來確定自己的當前行為。
如果有一個學歷史的和一個學經濟的人，同時因某種過失而受審。學歷史的可能覺得眼前受審，比起歷史上的漫長過程，實在不值一提，同時又想到歷史上的忠義之士，都是堅貞不屈的，於是除了自己的那些事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招。
而那位學經濟的，這時可能就想起了著名的囚徒困境，覺得即使自己不供，別人也會供出來的，那豈不是成本更大，於是就來了個竹筒倒豆子，全都招了。幾年之後，那位學歷史的得到了那些沒被他牽連的朋友的照顧，事業做得又大又好。那位學經濟的因此而得罪了他的朋友，無人理睬，度日維艱。
這雖然是一個不甚合適的假設案例，但卻是現實生活中經常會有的。這兩種人都高度理性，但一種是以長遠利益為基準來思考問題，另一種則是以當前利益為基準來思考問題。前一種人可以接受短期損失，無意中實現了長期收益最大化：後一種人極度厭惡當前風險，無意中損失了長期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利益計算問題，因為關於短期和長期利益的理論，學經濟的肯定比學歷史的掌握得又多又好，這裡實際是一個長期形成的思考習慣和行為準則的問題。
當然，只要日子過得平和，無論是善於戰略思維的，還是善於精確計算的，都會各得其所。善於戰略思維的適合當企業家，善於精確計算的適合當職業經理人。這於是就出現了原杭州大學早期畢業的，歷史系的人成巨商，經濟系的人當大官的有趣現象。
最後還得說，這世界其實是需要不同思維方式的人同時存在才有意思的。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度的戰略思維，那將是一個瘋狂的社會；如果人人都高度功利、錙銖必校，那將是一個庸俗的社會。這兩種人才的特質結合起來，那就是無往而不勝了。當前中國社會所缺少的正是那種能夠進行戰略思維，又能腳踏實地做事的一大批人才，這也可謂是當前落實科學發展觀所缺少的。（來源：新民週刊，作者：卓勇良）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