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的傳統節日

我們這個時代的傳統節日

我們這個時代的傳統節日

　　現在什麼都是文化，但是對於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文化有認同文化和消費文化之分。對於有些文化，我們內心裡認為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它們是我們自我認同的內容，我們把它們看作和我們的生命是互為表裡的。我們有時不覺得它們和我們是一體，一旦這種一體性的關係受到衝擊，我們會非常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對於另一些文化，我們會使用、享受它們（往往要花錢），甚至非常喜好它們，但是我們只是看重它們的功用，用完了，就過去了。時尚，尤其是好萊塢大片，是這種體驗的代表。

　　今天仍然活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的所謂“傳統節日”應該被理解為具有傳統屬性的現代節日。我們生活在現代，我們的一些節日無論多麼傳統，歸根結底都是多少已經有些“現代化”的節日。自覺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僅會把傳統節日當作“傳統”加以尊重，還會積極地把它們放置在現代的條件下加以發展。

　　中國人是在民族感情受傷害之後被迫進行現代化運動的。在這個漫長的運動中，中國人時常處於被扭曲的偏激心態，習慣以激憤對外，以激進對內。帝國主義勢力不斷打壓、傷害我們，而我們從此產生奮鬥的壓力的同時也產生著自我傷害的破壞力，這種破壞力不斷指向自己的傳統。從“打倒孔家店”到“破四舊”，中國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中國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國的典籍文化和生活方式，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禮”。它們在我們的現實和生活中都以片面和殘缺的形式存在。古老的傳統節日民俗在近代的遭遇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中國人以犧牲傳統為部分代價的奮鬥在今天達到的成就使中國人能夠以比較健康的心態看待自己的傳統。善待自己的傳統的命題終於從學術層面進入政治議程。最近，受韓國成功保護“端午祭”傳統的經驗的激發，中國人舉國上下都在關注傳統節日的問題。我們今天有機會把恢復、發展傳統節日民俗作為一個國家文化事件來大張旗鼓地討論、規劃。我們現在不一定能夠把春節、端午節申報成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我們能夠在現代的物質條件下使一些民間節日成為國家的既傳統又現代的重大節日，使它們成為我們善待自己的傳統的代表作。

　　春節和端午節在民間被列入“四大節”，這個地位卻是在進入現代之後才定型的。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為了標榜自己的現代性，放棄作為王朝遺產的“夏歷”的官方地位，改用“公歷”（西曆）。紀年以中華民國取代歷來的帝號，但不是以夏歷，而是以西曆的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的開始。在中華民國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節假日體系之前，曾經樂於借用傳統的節日作為國家法定的假日。1914年1月北京政府內務部在致袁世凱的呈文中提出：“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給假一日。”袁世凱批准了該呈文。陰曆的1月1日把自己原有的名稱“元旦”、“新年”讓給陽曆的1月1日，自己則被稱為“春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春節被列為全民節日，有三天的假期，比國慶節、勞動節、元旦的假期都長。春節雖然納入國家制度，全民年年在過，但是，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設計在舉辦儀式活動，與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內在一致性，只有春節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法定假日，與時代話語具有先天的緊張關係。春節期間的祭拜活動（迷信）、燃放鞭炮（危害）、大吃大喝（浪費）一直在受批判。“文革”興起不久，國務院在1967年1月30日發出通知，說是為了適應革命形勢，根據群眾要求，春節不再放假。全國的報紙發出一片響應之聲。以後十來年的每年此時，報紙都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要求大家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也就是春節不休息，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分別以題為“為什麼春節不放假？”、“讓農民過個安定年”的兩篇讀者來信為信號，表明政府對春節休假制度的回歸態度，幾天之後，部分省區宣佈恢復春節放假，次年全國恢復舊制。

　　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人們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時間，可以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公開場合安排自己的活動。經過這麼多年的自發選擇，傳統節日民俗在全國城鄉得到了很大的復興。國家面對民間節日體系恢復的事實，把春節作為法定假日，並對假日的時間有所延長。這種調整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由於認識的局限性，調整遠遠沒有到位。國家春節假日的安排並沒有充分考慮民俗活動的需要。例如，假期從初一開始，不便於人們開展傳統的節俗活動。不為大年三十的節俗提供時間保證，就說明不是在傳統的立場考慮過年的問題。

　　如果我們再聯繫端午節的例子來看就更加明顯了，國家立場還沒有改變到充分顧及傳統節日體系的要求。我們可以推論，端午節在當下的發展潛力是值得國家更加積極、完整地對待傳統節日的。

　　與日本、韓國不同，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在創造現代思想體系的過程中所走的路線是“破舊立新”，而不是通過傳統、借助傳統創造新文化。這種思維傾向落實在民眾的生活方式上，就是對傳統習俗的污名化，以便破除“舊風俗、舊習慣”。民俗被貼上“封建”、“落後”、“迷信”的標籤，就不可能在公共空間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只能在社會的邊緣，以隱蔽、扭曲的形式存在。在最極端的時期，公開的民俗活動甚至完全被取締了。其實，傳統的節日習俗是可以和現代生活方式結合的。這是許多先行現代化的社會的歷史經驗。我們一直在學習西方如何創造新技術，卻沒有用心注意別人怎樣保護傳統。西方人利用新技術服務於他們固有的生活方式，儘管這樣做的結果可能仍然是漸漸地改變了傳統；而我們卻癡迷地為了新技術而犧牲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儘管這樣做的結果並不能完全拋棄傳統。前一種路向給平凡的人更多的幸福感，後一種路向給平民百姓更多的自卑、迷茫和失落感。

　　當我們在物質生活上不如人的時候，我們不惜代價地以犧牲自己的文化傳統來增加我們改善物質條件的效率。當我們覺得自己的物質生活已經接近發達社會的時候，我們需要通過找回自己的文化生活來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信心。

　　現在什麼都是文化，但是對於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文化有認同文化和消費文化之分。對於有些文化，我們內心裡認為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它們是我們自我認同的內容，我們把它們看作和我們的生命是互為表裡的。我們有時不覺得它們和我們是一體，一旦這種一體性的關係受到衝擊，我們會非常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近年人們圍繞端午節的討論所表現出的激烈情緒就顯示，端午節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認同文化。對於另一些文化，我們會使用、享受它們（往往要花錢），甚至非常喜好它們，但是我們只是看重它們的功用，用完了，就過去了，有點像我們每天用水一樣。我們消費它們，並不會認為它們與我們的民族有什麼內在的關係。時尚，尤其是好萊塢大片，是這種體驗的代表。

　　一個共同體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決於它有沒有足夠的認同文化。因此認同文化對於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是無價之寶。而認同文化幾乎都是傳統的（或許有老傳統、新傳統之別）。其中，傳統節日民俗是一個主要的部分。

　　我們認為傳統節日習俗完全可以借助現代物質條件、城市空間得到恢復，並且獲得新的發展。關鍵是要注入新的資源，給予新的舞台。例如對於各地的端午習俗，就可以鼓勵多元發展。在鄉土社會，可以恢復當地的本來面目，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在城市社會，有必要以新的物質條件來表現端午習俗的傳統。實惠的粽子進城了，吉祥的香包也可以進城。還有更重要的，像賽龍舟，也可以進城。

　　在現代世界，一個民族要顯示文化自信，標榜自己所鍾情的特定的體育運動項目是一個途徑。這種特色運動項目要在本國有歷史傳統，有普及性的群眾基礎，最好有比較好的對抗性和觀賞性。國人相信只有本國人玩得最地道，別國的人跟風也好，冷漠不解也好，都不能左右國人的信心和熱情。美國有美式足球，日本有相撲，韓國有跆拳道。而賽龍舟是中國的一個較優的選擇。賽龍舟是集體運動，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有民俗心理的依托（所謂不賽不發）。它是一種對抗性的體育運動，也是一種傳統和藝術的展示。龍的裝飾、選手的裝扮、鼓手的指揮、啦啦隊的表演，都可以是很“現代”的藝術展示。這項運動如果能夠在端午節日文化的烘托下發展起來，反過來帶動端午習俗的全面復興，我們自然就保護了一項無可爭議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傑作。如果它真正在我們的社會之中，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在我們的心中，那麼它是否在代表作名錄之中就不是問題了。

　　各種文化公司所經營的大體是消費文化，但也不乏有識之士在經營消費文化的同時直接或間接地在營造民族的認同文化。國家機構和知識分子所傾心的應當是認同文化，儘管這些機構和這些人有時候也會採取文化商品的形式去運作，但不管以什麼方式，他們對於建設、豐富和發展本民族的認同文化是責無旁貸的。推動傳統節日民俗的復興和發展是我們完成這項使命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自發地以身體力行啟動了復興節日民俗的工程，那麼我們今天就要自覺地來推動它，讓它有更好的機會與當代社會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