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殊不知這場熱鬧的本質，不過是一場囫圇吞棗式的「文化大躍進」，其內在仍相當荒蕪。
80年代前期，包括詩歌在內，文學與體制保持著緊張的對峙關係
4月26日汪國真的去世，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懷舊風潮。這自在情理之中，畢竟，在90年代初，作為「轟動中國的詩歌王子」，汪曾是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學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詩人，其詩集發行量之大，迄今鮮有比肩者。1992年，有機構對昆明的高校大學生作過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學生知道汪並讀過他的詩，41%的學生能背誦他的2-3首詩。１
汪詩大都類似格言，用詞淺顯、語義明確。如其代表作《熱愛生命》，就很能體現這種風格：「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既然鍾情於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誠……」
如此水準，使得汪詩自流行之日起，圈內評價即褒少貶多。但汪的自我辯護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從1990年到現在，盜版和正版的數量加起來應該有兩千萬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萬左右是正版。……兩千多萬冊的數字，代表的是讀者的認可。……我成名後沒聽說過有哪位國內詩人超越我的影響力的，起碼現在還沒有。」２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在90年代初，汪國真為什麼會那樣紅?這個問題，又可以拆解成兩個子問題：1、汪作為詩人走紅，是八十年「詩歌狂潮」的一部分，80年代為什麼會出現「詩歌狂潮」?2、80年代湧現出無數詩人，很多人的寫作水平比汪高，為什麼詩集賣得最好的是汪?汪在1990年走紅，此前，一批詩人或自殺或病逝或遠遁，汪是不是適時撿了一個「時代真空」的便宜?
第一個子問題。80年代的「詩歌狂潮」並非憑空而來，其源頭有二。
一是政策變化。1975年7月，毛澤東曾對鄧小平沉痛談及：「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３1980年初，鄧小平明確指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４受惠於這些政策，一些沉默已久的成名老詩人重回「詩壇」。
二是地下詩歌衝出地表。「文革」十年，並非全然「沒有小說，沒有詩歌」，只不過許多小說、詩歌，只能在地下秘密流傳。它們的作者，大多是經歷了時代幻滅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譬如「食指」，譬如所謂的「白洋澱詩群」。至於詩的主旨，從這些句子中——「歌聲，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張殘忍的弓/惡毒的兒子走出農舍」「從那個迷信的時辰起/祖國，就被另一個父親領走」——並不難窺見。５「文革」結束，新詩人們走上前台，繼續沿用特殊年代所慣用的晦澀意象，遂被批判者冠以「朦朧詩」的名號。
1980年代前半期，文藝政策左右動盪。一方面是「朦朧詩」與「傷痕文學」盛行，集中控訴與反思時代悲劇;另一方面，「傷痕文學」的代表作《苦戀》遭到批判，「朦朧詩」的代表性人物，也在《人民日報》上刊文檢討，承諾要《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６
詩歌與體制之間的這種對抗關係，是當日「詩歌狂潮」產生的關鍵因素。時人形容，在八十年代初的校園，「隨便扔出一個石子就會砸到一個詩人」。躬逢其盛的西川回憶：「那時的詩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島、顧城等詩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後的觀眾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沒辦法，北島和顧城他們只能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才算完事。」７「英雄」二字，準確概括了時人對詩人的身份定位。所以，視北島為方向標的詩人王家新，在目睹北島從體制(中國作協)手中領走2000元「優秀詩集獎」時，竟有一種幻滅之感：「像挨了重重一擊似地坐在那裡發楞。北島離去時，我也沒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喪和悲哀。」８
80年代後期，詩歌陷入瘋狂大躍進，青年們遂掉頭扎進汪國真懷抱
第二個子問題。說汪國真撿了詩壇「時代真空」的便宜，其實並不成立。
首先，早在「真空」產生之前的1987年，國內出版界就已掀起了「席慕容熱」——花城出版社的三本席的詩集，「印行了200多萬冊，其中的《七里香》印了20多次，印數及重印頻率當時超過了武俠小說和瓊瑤作品」９——而席的詩歌寫作，「與汪國真的本質一樣，都是雞湯附體」，素有「男汪國真，女席慕蓉」之稱。
其次，早在「真空」產生之前，汪發表在報刊上的零散詩作，已經獲得了相當數量的讀者追捧，汪後來能夠出版詩集，正是因為其詩集手抄本在70後青年學生中的流行，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再次，汪自70年代末開始寫詩，貫穿整個80年代，始終未能獲得主流詩壇的認可。而主流詩壇當年詩集賣得最好的詩人，乃是舒婷，其代表作《雙桅船》，自1982年出版，至1987年4月第4次印刷，總印數為54000冊。至於賣得最好的詩集，則當屬1985年編選出版的《朦朧詩選》，該書至2002年，總印數為24.05萬冊。這些數據都相當可觀，但與汪國真詩集正版印數600萬相比，差距可謂天壤。而且，時值80年代詩歌熱退潮，1990年，最權威的《詩刊》，已從鼎盛時期的每月印刷50萬冊，跌至15萬冊;汪詩大賣，乃是逆流而上。十
綜上，顯然，汪詩所滿足的，是讀者的另一種需求，而非填補其他詩人失語所留下的「時代真空」。汪國真曾說過，其詩集的主要讀者，是70年代出生的大、中學生。汪詩之所以能獲得這批人的青睞，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與構成80年代「詩歌狂潮」的50、60後相比，70年代生人，人生經歷相對平緩、安定;汪詩鮮少有政治和時代的控訴，與70年代生人的人生經歷比較吻合。
汪國真抒情詩《三月》書影
其二，1985年後，整個文學界陷入了一種浮躁的「大躍進」狀態。這主要是因為：1984年底，中央書記處提出了「創作自由」的口號(11)，文學界與廟堂的對抗大幅削弱;同時，大量西方文化理論、文化思潮湧入，使作家們深感自身落後。於是，或在創作上奮力模仿，概念先行，以求直追「世界水準」;或投機取巧，大扯洋理論虎皮，搶佔話語權，搶佔利益制高點。不難想像，當一位成名的60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裡興奮嘗試「使用語言使現實世界陌生化」時，讀者和市場，並不能同步做出回應。作家們跑的太快，將讀者拉得太遠。
詩歌圈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詩刊》某主編所言：「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詩壇儼然一幅『百花齊放』的假象，每一位詩人都急著想舉旗抓綱、開宗立派。於是有呼吸派、撒嬌派等88個流派之多。1986年全國詩歌大展完了之後，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國詩歌究竟應朝哪個方向走。八十年代的中國詩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時間，便把西方200多年來的印象派、象徵主義、弗洛伊德等統統掃了一遍。」(12)
今天很多人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殊不知這場熱鬧的本質，不過是一場囫圇吞棗式的「文化大躍進」，其內在仍相當荒蕪。詩歌也不例外。所以，當70年代生人在80年代詩歌狂潮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慰藉時，遂掉頭扎進了汪國真的懷抱。
在1990年創作的《名人》一詩中，汪這樣寫道：「我相信/這不完全/是由於一種機遇/宛如花朵/盛開，自有它的道理//我也相信/你的光華/所以會轉瞬即逝/是因為你的綻放/太多，是依賴節氣。」功成名就的汪，後來放言要去奪取諾貝爾文學獎時，或許已經忘了此詩，忘了自己之所以「綻放」，也是「依賴節氣」。
註釋：
１《新中國青年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P127。
２《汪國真：時間給了我含金量最高的獎章》，山東商報，2010年5月31日。
３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615。
４《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P255。
５多多：《當人民從乾酪上站起》、《祝福》。按王家新的解讀，「乾酪」指代蘇聯，「八月」自是「紅八月」，「惡毒的兒子」，則意指「被革命、造反和暴力所扭曲的一代人」。參見王家新：《讀多多的幾首詩》。至於「迷信」、「另一個父親」，則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領袖個人崇拜的狂潮。
６徐敬亞：《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關於〈崛起的詩群〉的自我批評》，人民日報，1983年3月5日。
７西川：《海子「他被簡單化了」》。
８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９楊光治：《詩壇「席慕蓉熱」前後》。
十見兩書相應版本之版權頁。1985年9月29日《拉薩晚報》、1986年10月《星星》詩刊，兩次票選「你最喜歡的中國十大青年詩人」，舒婷均居首位。張立憲則謂：「《朦朧詩選》。這是我見過的脫銷次數最多的一本書。」
(11)胡啟立：《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1984年12月30日。
(12)李小雨：《〈詩刊〉：一本詩歌雜誌的甜蜜記憶》，新週刊，2005年第15期。1985年被稱作文學上的「方法年」，是一個分野。此後，整個80年代文學，日益墜入自娛自樂的概念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