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著作，又被稱為《呂覽》。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說法，呂不韋編寫這部著作是為了與戰國四公子比賽養士，也是為了像荀子一樣「著書布天下」。但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這部著作，實際上有更深刻的原因。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呂不韋生活在戰國末期，當時政治上的統一趨勢日漸加強，秦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勢頭日漸明朗。在政治上漸趨統一的時候，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這一背景下，呂不韋編著《呂氏春秋》，融合百家思想，博采眾長，兼收並蓄，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從這一角度來說，呂不韋是不自覺地充當了歷史的工具。
其次，秦國國力蒸蒸日上，在嬴政這一代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極大。因此，作為丞相的呂不韋，有義務為即將誕生的統一大帝國建立統一的思想，以保障年輕的秦王和新生的帝國平穩地走向繁榮和富強。從這一角度來說，呂不韋編著《呂氏春秋》，是著眼於秦國未來的發展。
再次，呂不韋生活的時代，著書立說的風氣濃厚，但呂不韋作為一位商人，並沒有很高的文化修養。當他在商業上、政治上都成為強者的時候，他就有了在文化上做出建樹的心理需要。他雖然名望響徹六國，但要想萬世留名，最好的辦法就是著書立說，而著書立說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融百家思想於一爐。從這一角度來說，呂不韋著書是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
在這三種需要的驅使下，呂不韋組織自己的三千門客，開始了《呂氏春秋》的編寫工作。
由於《呂氏春秋》是由多人合著而成，因此在體例上必須做統一的要求。呂不韋要求個章節體例劃一，篇與篇之間要有一定的聯繫與分工，最終，此書按統一的計劃和組織編寫完成。
呂不韋編寫《呂氏春秋》的目的之一，就是博采眾長為秦國所用，為秦王兼併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實現長治久安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因此，《呂氏春秋》對各家學說兼收並蓄，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拋棄其中不利於統一和穩定的觀念。呂不韋雖然被後世稱為雜家的始祖，但《呂氏春秋》的各個章節實際上都是宗旨明確，全書目標一致，堪稱「雜而不雜」。
《呂氏春秋》力圖擺脫各個派別的門戶之見，對各家著重審視其優點，汲取其精粹。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就都要融合進來。因此，在《用眾》一篇中有這樣一段話：「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正是由於《呂氏春秋》有這種拋開門戶之見的寬容和兼容並蓄的精神，它才能夠真正取精用宏，才能影響深遠。
在《呂氏春秋》中，呂不韋並不是簡單地將各門各派的學說羅列出來，而是有主有次、有詳有略、有所損益。在此之前，荀子就對儒家的學說進行了初步的批判，形成了荀學。他雖屬儒家的範疇，但他的思想中已經融入了法家等學派的思想，因此他才能教出像李斯、韓非那樣的法家學說代表人物。《呂氏春秋》繼承荀子的批判繼承法，繼續對儒家進行進一步的揚棄。
在對儒家的取捨上，《呂氏春秋》吸收了民本思想，並給予了高度重視。《務本》篇寫道：「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順民》篇中則說：「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最著名的一句是在《貴公》篇裡，它首次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這些言論，在君主專制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
此外，《呂氏春秋》還吸收了儒家的賢人政治思想。儒家的賢人政治，簡單說就是：「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呂氏春秋》中提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國為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
當然，《呂氏春秋》的民本觀念和賢人政治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性。它雖然認識到「宗廟之本在民」，但後面又寫道：「民之治亂在有司。」因此，《呂氏春秋》始終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它提出的修齊治平的賢人政治，也不過是為了保證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
在對道家的取捨上，《呂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的無為思想，並提出將其運用於為君之道中。《呂氏春秋》中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可見，《呂氏春秋》對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非常認同，書中提出，表面的「無為」才能達到事實上的有為。
《呂氏春秋》中還說道：「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如果君主事必躬親，萬事俱管，其結果就會是君實際上卻成了臣，這樣就容易造成國家的混亂。從《呂氏春秋》中的這些見解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說，它蘊含的思想是源於老莊而又高於老莊的。
在對墨家的取捨上，《呂氏春秋》吸收了墨家的兼愛和尚賢之說，而將墨家的其他核心思想，如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全部摒棄或加以駁斥。墨家主張「非攻」，即反對戰爭。《呂氏春秋》中的《振亂》一文對此進行了批駁：「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
但呂氏春秋不是鼓吹戰爭，而是主張興「義兵」，在它看來，「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呂氏春秋》認為，一味地反對戰爭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也是不現實的，「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正義戰爭，可以除暴安良，也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呂氏春秋》駁斥了墨家的「非攻」觀念，但對「尚賢」的觀念，《呂氏春秋》是很贊同的。《圜道》篇讚賞堯、舜說：「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這與墨子的「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是高度一致的。
此外，《呂氏春秋》還吸收墨子「薄葬」的思想並將其發揚光大。《呂氏春秋》主張：人死雖不為鬼，也沒有知覺，但出於活著的親人感情上的需要，出於對死者的尊重，仍要有一定的儀節，但它說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揚之墓也」，因此厚葬毫無益處。《呂氏春秋》對社會上為何盛行厚葬之風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節葬》篇說：「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一見解比起墨家的節葬觀更加理智和深刻。對墨家思想的有褒有貶，突出顯示出《呂氏春秋》兼容並蓄，取各家之長的著書理念。
在對法家的取捨上，《呂氏春秋》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和變法觀念。在對變法的論述上，《長見》篇這樣寫道：「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這就是說，《呂氏春秋》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古，猶後之視今。
因此，當時代發展變化了，相應的制度和法規也應該及時地變化，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呂氏春秋》中還說：「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為了說明這一道理，它在《察今》篇中寫了兩個生動的寓言故事：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
「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捨。」
第一則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刻舟求劍」的故事。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在諷刺那種保守而不知變化的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呂氏春秋》是主張與時俱進的。
《呂氏春秋》還明確指出了法治的必要性，它認為：「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它還說：「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這些觀點顯然出自商鞅等法家學派的人物。
呂不韋身在秦國，秦國因法家而富強，但呂不韋並沒有因此而對法家大加褒揚。法家包括法、術、勢三方面的內容，《呂氏春秋》只是保留了法家法和勢的思想，對於法家刻薄少恩的一面，對於《韓非子》中的陰謀權術，《呂氏春秋》或進行批駁，或直接捨棄。
此外，呂不韋雖然是大商人出身，深知商業利潤遠在農業之上，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作為一國丞相，他更知道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因此，在《貴當》中，呂不韋說：「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
《呂氏春秋》看到了農業的重要性，認為穩定農業和農民不僅是國家安定的基礎，也是國家軍事力量的最終源泉。無耕即無戰，沒有了農業和農民的支持，戰爭就成了無源之水。《上農》篇說：「古先聖之所以導其民也，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境安，主位尊。」這一思想顯然繼承了商鞅的重農思想。《呂氏春秋》重農，但並不抑商。它的主張是先農後商，它看到了商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這比商鞅的唯農論有了很大的進步。
除此之外，《呂氏春秋》還對先秦的兵家等思想流派的學說進行了批判和吸收。總體看來，歷史上號稱「雜家」代表作的《呂氏春秋》博採各家學說，吸取了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在《不二》篇中，呂不韋這樣說道：「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後。」
可見，他是對不同的思想進行了批判的吸收。而且，它雖然採用了各家各派的學說，但所採取的觀點之間，並無大的矛盾之處，這是難能可貴的。因此，《呂氏春秋》確實「雜而不雜」，是一部內容多樣、思想豐富的傑出著作。
這部傑出的著作，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呂氏春秋》融合各家之言，還記載了不少古史舊聞、古籍佚文。其中的不少內容是其他書中所沒有的，因此它保存了各家的思想資料，許多古代的佚文也靠它而得以保存，甚至在《上農》等農業篇章中，它還保存了大量的古代農業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而諸子中的楊朱、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卻保留下了一些他們的資料。《呂氏春秋》成書於戰國末年，距離這些思想家生活的時代較近，因此其可信度較高，所以其史料價值也就較大。
過去，人們對《呂氏春秋》十分推崇。西漢時，司馬遷說它「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在《報任安書》中，作者把它與《周易》、《春秋》、《國語》、《離騷》等相提並論。到了東漢時，為《呂氏春秋》作注的高誘，說它「大出諸子之右」。
客觀地說，《呂氏春秋》不能稱為一部系統的哲學著作，他更像是一部思想彙編。因此，他的史料價值要高於他的思想價值。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偉大，他開創了集合眾人之力編書的先河，為後世編纂大型圖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而且它也是我國歷史上有計劃地集中編寫的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巨著。書中的一些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劍」等流傳至今，有很強的教育意義。但由於時代的局限性，書中也有許多封建思想，我們應該加以甄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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