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號芸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徵人，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官體仁閣大學士、太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巳時(己酉年乙亥月丁丑日乙巳時)去世，謚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阮元作為徽派樸學發展後期的重鎮巨掣，其治學師承戴震，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與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相交(見《揅經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遺書.序》)。其時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孫、任大椿皆戴震之門人弟子，邵則為戴氏論學的「同志密友」，他們對於阮元的影響極大，阮元之訓詁學，得之王念孫較多，從此奠定他為學的基礎，終於成為徽派樸學極有潛力的後勁之旅，其後徽派樸學盛行江浙、名噪揚州、蜚聲魯豫、遠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論學之旨，雖以漢學的經史訓詁為根底，但主張實事求是，「尤以發明大義為主」，「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揅經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訓詁、考證辨偽探求經書義理、恢復經典原貌的做法即為「實」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實」又具有「實學」、「實行」、「實踐」、「務實」等帶有時代特點的新的含義。阮元將格物與實踐統一起來，開始關注「家國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樸學後期發展方向的轉變。《清儒學案.儀征學案》評價阮元：「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
阮元研究範圍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為理念。其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講求「因古訓以求義理」，認為：「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揅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或言：「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揅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證異文疏證.序》)並有鑒於宋、明理學家們爭論「仁」字的含義，運用歸納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論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來，加以排比，寫成《論語論仁論》及《孟子論仁論》，用孔孟論述「仁」字的原意去糾正後世對「仁」字的曲解，從而避免了離開實事而空談心性的誤區。同時這體現了所謂的「以古訓明義理」。在文字訓詁方面，阮元遵循高郵王氏之法，大都由聲音貫通文字，從而總結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經提出探語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誼詁四種方法，張舜徽先生在評論《揅經室集》時讚揚道：「元嘗自言余之學多在訓詁，良不誣也。」(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一)
阮元的治學特點是由訓詁入手，長於比對歸納。和他之前的徽派樸學前輩一樣，阮元認為考據、義理、辭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顧並重的，不重考據，將無從窺探學問的門徑，無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據，不探求義理，仍然不能步入學問的殿堂。他在《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稱：「聖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可見，阮元雖主張由訓詁求義理，但同時意識到漢學埋頭故紙，限於猥瑣的流弊，堅決反對「但求名物，不論聖道」的純粹訓詁之學，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會貫通的工作，這也是阮元在學術見解上體現出與戴震之學的差異。
阮元從事文字訓詁，著眼於源流和發展演變，著眼於字群音義上的相互聯繫，不是進行一詞一義、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證，而是以聯繫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研究事物。研究禮制典章，不糾纏於事物名稱的孤立考證，而是著眼於古代禮制的大體，不脫離歷史發展的背景和階段性，充分體現出他聯繫、變化、會通的史學觀，誠如皮錫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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