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整理了京劇的由來給大家詳細說明一下，快點來看看吧。
在清代中葉，我國劇壇上，除了昆曲之外，民間的地方戲曲興盛起來，如梆子腔、秦腔、徽調、楚調等，逐步形成花部(也稱亂彈，指民間戲曲)與雅部(指昆曲)爭勝的局面。當時戲曲演出活動的中心，北為北京，南為揚州。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戲曲薈萃的地方。江南的揚州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匯之處，商業發達，當時又是鹽商集中的所在。「商路即是戲路」，各地的戲曲藝人也就紛紛流向揚州。
還有一個特殊情況，乾隆皇帝從1751年起，曾先後六次下江南巡視，揚州成為他駐蹕的所在。揚州一帶的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紛紛向皇帝獻媚爭寵。他們不惜重金，大興土木，依山傍水建造起一座座美麗別緻的湖濱園林，形成揚州北郊著名的二十四景。揚州的富商素有蓄養戲班的風氣。得知乾隆喜愛戲曲，便把組織戲曲演出作為迎駕活動的一個內容。乾隆還命蘇州織造、兩淮鹽務等官員選拔藝術精湛的伶人進宮，以備承應。這些都在客觀上促進了戲曲的發展。據史籍記載，在迎駕時節，揚州戲曲演出極其興盛;即使平時城裡城外的「堂戲」、「台戲」、「大班」等各種演出也頻繁不斷。
由於清廷最高統治者喜愛戲曲，凡皇帝、太后祝壽、皇室喜慶，都要舉行慶典演出，已成慣例。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秋天，為慶祝乾隆帝八旬壽辰，揚州鹽商江鶴亭(安徽人)在安慶組織了一個名為「三慶班」的徽戲戲班，由藝人高朗亭率領進京參加祝壽演出。這個徽班以唱二黃調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個諸腔並奏的戲班。北京的祝壽演出規模盛大，自西華門到西直門外高粱橋，每隔數十步設一戲台，南腔北調，四方之樂，薈萃爭妍。或絃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還沒有歇下，後面又已開場叫人左顧右盼，目不暇接。真是群戲薈萃，眾藝爭勝。在這場藝術競賽當中，第一次進京的三慶徽班即嶄露頭角，引人矚目，成為徽班進京的開始。
此後又有四喜、啟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班相繼進京。在演出過程中，六班逐步合併成為著名的三慶、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當時正是地方戲曲勃興、花雅爭勝的時期，一些新興的地方劇種，如高腔(時稱京腔)、秦腔等已先行流入北京。徽班在原來兼唱多種聲腔戲的基礎上，又合京、秦二腔，特別是吸收秦腔在劇目、聲腔、表演各方面的精華，以充實自己。同時適應北京觀眾多方面的需要和發揮各班演員的特長，逐漸形成了四大徽班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表現為：「三慶的軸子(指三慶班以連演整本大戲見長);四喜的曲子(指四喜班以演唱昆曲戲著稱);和春的把子(指以擅演武戲取勝);春台的孩子(指以童伶出色)」。出現了「四徽班各擅勝場」的局面。嘉慶、道光年間，漢調(又稱楚調)藝人進京、參加徽班演出。徽班又兼習楚調之長，為匯合二簧、西皮、昆、秦諸腔向京劇衍變奠定了基礎。因此「四大徽班」進京，被視為京劇誕生的前奏，在京劇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清末宣統二年(1910)，「四大徽班」已相繼散落。四大徽班進京獻藝，揭開了200多年波瀾壯闊的中國京劇史的序幕。
漢劇流行於湖北，其聲腔中的二黃、西皮與徽戲有著血緣關係。徽、漢二劇在進京前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繼乾隆末年，漢劇名家米應先進京後，道光年初(1821年)，先後又有著名漢劇老生李六、王洪貴、余三勝，小生龍德雲等入京，分別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應先以唱關羽戲著稱，三慶班主程長庚的紅淨戲，皆由米應先所授。李六以《醉寫嚇蠻書》、《掃雪》見長;王洪貴則以《讓成都》、《擊鼓罵曹》而享名;小生龍德雲善演《轅門射戟》、《黃鶴樓》等劇;余三勝噪音醇厚，唱腔優美，文武兼備，以演《定軍山》、《四郎探母》、《當鑭賣馬》、《碰碑》等老生劇目著稱。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後，將聲腔曲調，表演技能，演出劇目溶於徽戲之中，使徽戲的唱腔板式日趨豐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區語音特點，而易於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為老生擔任領班。徽、漢合流後，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調與安徽的二簧調再次交流。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道光二十年至咸豐十年間(1840-1860)，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並借鑒吸收昆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京劇。其標誌之一：曲調板式完備豐富，超越了徽、秦、漢三劇中的任何一種。唱腔由板腔體和曲牌體混合組成。聲腔主要以二簧、西皮為主;之二，行當大體完備;之三，形成了一批京劇劇目;之四，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為京劇形成初期的代表，時稱「老生三傑」、「三鼎甲」即：「狀元」張二奎、「榜眼」程長庚、「探花」余三勝。他們在演唱及表演風格上各俱特色，在創造京劇的主要腔調西皮、二簧上和京劇戲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語言特點的說白、字音上，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