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高祖武皇帝蕭衍(464年-549年)，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郡武進縣東城裡(今江蘇省丹陽市訪仙鎮)人。南北朝時期梁朝政權的建立者。蕭衍是蘭陵蕭氏的世家子弟，為漢朝相國蕭何的二十五世孫。父親蕭順之是齊高帝的族弟，封臨湘縣侯，官至丹陽尹知事，母張尚柔。他原來是南齊的官員，南齊中興二年(502年)，齊和帝被迫「禪位」於蕭衍，南梁建立。蕭衍在位時間達四十八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在位頗有政績，在位晚年爆發「侯景之亂」，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於台城，享年八十六歲，葬於修陵，謚為武帝，廟號高祖。那麼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關於蕭衍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文藝成就
梁武帝是一個多才多藝學識廣博的學者。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在南朝諸帝中堪稱翹楚。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則更為突出。史書稱他：「六藝備閒，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學，從小就受到正統的儒家教育，「少時習周孔，弱冠窮六經」，即位之後，「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午夜」。這種刻苦學習的精神，為他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經史著作
在學術上，梁武帝以經學、史學的研究為卓著。在經學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講疏》、《春秋答問》、《孔子正言》等二百餘卷，可惜大都沒有流傳下來。天監十一年(公元512年)，又製成吉、凶、軍、賓、嘉五禮，共一千餘卷，八千零十九條，頒佈施行;在史學方面，他不滿《漢書》等斷代史的寫法，認為那是割斷了歷史，因而主持編撰了六百卷的《通史》，並「躬制贊序」。他對此書頗為自負，曾對臣下說：「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可惜，此書到宋朝時即已失傳，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武帝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共有二百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他又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學，著有《涅萃》、《大品》、《淨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對道教學說，他也頗有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的「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詩文才華
梁武帝的詩賦文才，也有過人之處。齊武帝永明年間(公元485~公 元493年)，詩壇創作風氣大盛，很多文人學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周圍，各逞其能，施展他們的詩歌創作才華。在這些文人學士中，比較著名的有八位，如謝眺、沈約、任仿、范雲等人，時人稱之為「竟陵八友」。蕭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詩歌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建梁稱帝后，他素性不減，經常招聚文人學士，以賦詩為樂。他的文學創作，推動了梁代文學風氣的興盛。
梁武帝現存詩歌有80多首，按其內容、題材可大致分為四類：言情詩、談禪悟道詩、宴游贈答詩、詠物詩。梁武帝的言情詩集中在新樂府辭中，又稱擬樂府詩，數量幾乎佔了其全部詩作的一半。樂府是古代專門掌管音樂的官署。據學者研究，至遲在周代便設有樂官，稱為大司樂，以樂府為音樂官署的名稱，則始於秦。到了漢代，漢惠帝時有樂府令一職。漢武帝時，樂府的性質和規模與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時，樂府除製作樂章、訓練樂工之外，還廣泛採集民間歌謠配樂演唱。凡由樂府機構製作和採集的歌辭，以及文人以樂府題寫作的詩，後世皆稱為「樂府詩」或「樂府」。其中，民歌是樂府詩中最有生氣的部分。
魏晉時，樂府停止了採集民歌的工作，當時的樂府詩也出現了日趨雅化的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異風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層社會的重視，通過樂府機構的採集、演唱，對文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江南民歌言情的題材、內容，及其纖弱綺麗的風格特點，適應了當時統治階級對聲色的愛好，因而被廣泛模擬創作。
蕭衍任雍州刺史駐居襄陽時，就非常喜好當地的民歌，他的許多擬樂府詩，如《芳樹》、《有所思》、《臨高台》等，便是在此時創作出來的。即使在稱帝以後，蕭衍對樂府詩的興趣也仍然不減當年。在天監十一年(512年)，他親自動手改西曲(南朝樂府民歌分為吳歌和西曲兩大部分。前者產生於建康周圍，此地相襲稱為吳地，故其民間歌曲稱為吳歌;後者產生於江、漢流域的荊、郢、樊、鄧幾個主要地區，是南朝西部軍事重鎮和經濟文化中心，故其民間歌曲稱為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見其愛好沉迷的程度。
和樂府民歌一樣，蕭衍的樂府擬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為詠唱對象。他的大多數詩作都是描摹女子對愛情的殷盼，為離別相思所苦的情態，感情纏綿，風格綺麗，語言平易，具有濃郁的江南民歌風味。如「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驅乃無依。」(《子夜四時歌。冬歌》);「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襄陽蹋銅蹄歌》)等。鄭振鐸先生認為，「蕭衍新樂府辭最為嬌艷可愛」。此話確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詩。梁武帝有十餘首樂府詩是用七言歌行的體裁寫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東飛伯勞歌》等。其中以《東飛伯勞歌》最為著名：「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法艷照里閭。南窗北墉掛明光，幄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誰同。」七言體詩歌的創作始於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詩。此後，宋、齊時鮑照、湯惠林、釋寶月等人也間有此類作品問世，但影響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詩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曹丕的《燕歌行》雖然是開山之作，但全詩逐句押韻，未免顯得單調，缺乏婉轉詠歎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體詩平、仄韻互換，抑揚起伏，頗具獨創性。其後，倣傚者四起，其子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大臣沈約、吳均等，都有七言詩的創作。到陳朝時，七言詩的句式、結構更趨完美，韻律也更加和諧多姿。後來，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適等人創造性地運用這一詩體寫出了許多氣勢磅礡的詩篇，七言體詩更為發展。梁武帝等人的開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談禪悟道詩的數量僅次於其樂府詩。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寫的談禪悟道詩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寫照。這些詩，如同宗教哲學箴言，十分乏味，沒有什麼藝術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類詩是宴游贈答詩，內容較前兩類詩複雜。這裡有表現宗教哲理、宣揚佛教思想、規勸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鍾山大愛敬寺》、《覺新意贈江革》等;有巡幸記游、描繪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詩》、《登北顧樓》、《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別詩，如《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詩》等。這類詩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與，藻蘋相推移。碧池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波拂舊石，殘花落故枝;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薄游朱明節，泛漾天淵池。」(《首夏泛天池詩》)該詩畫面景物鮮明，色彩絢麗多彩，讀來頗有韻味。再如：「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謄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流。」(《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詩》)寫友人將別時深沉真摯的眷戀之情，也是贈別詩中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類詩是詠物詩，如《詠舞詩》、《詠燭詩》、《詠筆詩》等。這類詩雖窮力追新，但內容淺薄，可足稱道者甚少。
他的《贈逸民十一》：「如壟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跡易見，理相難尋。」此詩以樹木異心、飛鳥殊音、游魚浮沉、山高水深難以知曉的某些不可思議之處，來說明世間事物的本質、規律實在是難以尋求。
後世文人對齊梁詩總的評價不高，大都以為其「嘲風月，弄花草」(白居易語)，「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齊梁詩人缺乏匡世救時的崇高理想，也缺乏嚴肅認真的社會責任心，因此反映社會現實及言志述懷之作便不多見，充斥當時文壇的是大量的山水、詠物、艷情之詩。梁武帝的詩歌從題材、內容、風格諸方面來說，都無一例外地體現了齊梁詩歌的特點。這當然與他即位前漫長優裕的貴族生活環境不無關係。他雖然是一個開國創業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養尊處優，並未受過太多的打擊;其滅齊建梁，也只經歷過一年多的時間，而且非常順利。所以，梁武帝的詩歌中多「兒女情語」、「神仙道氣」，少「風雲之氣」，少言志述懷、積極進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外，梁武帝對音樂也頗有研究，他創製了許多新歌。《隋書·音樂志》上說：梁武帝「既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製定禮樂」。如「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創新歌，以述功德」。梁武帝創製了不少頌揚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樂》、《大歡》、《大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磚》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
音樂繪畫
梁武帝重視禮樂。他素善鍾律，曾創製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氣。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應。每律各配編鐘、編磬，豐富了我國傳統器樂的表現能力。他很喜歡繪畫，尤善畫花鳥與走獸。大畫家張僧繇善於寫貌，頗受梁武帝賞識。當時，梁武帝諸子多出鎮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們，便命張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畫諸子之像，懸於居室之中，梁武帝見圖如見其子，思念頓減。梁武帝信佛，在位時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張僧繇作畫。
棋藝超群
梁武帝對圍棋特別喜愛，棋藝也很高超。在齊朝為官時，每逢閒暇，常徹夜不眠，與人弈棋。稱帝之後，興趣不減。大臣朱異、韋黯、到溉，都是他的棋友，名將陳慶之原先為隨從時也常陪武帝下棋。每到興致高時，便不復君臣之別。一次，梁武帝又約到溉玩了一個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終，竟低頭睡著了。梁武帝見狀大笑，就做詩嘲諷他：「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到溉被喚醒，頗為尷尬，及聽到梁武帝的詩句，又放聲大笑。君臣盡歡而散。
梁武帝對圍棋如醉如癡，也有因此誤事的時候。他晚年佞佛，有一個名叫榼頭師的和尚，頗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頭師入宮研討佛法，當榼頭師入宮的時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殺死對方的棋子，便隨口說道：「殺掉!」左右侍從將此話理解錯了，以為梁武帝要殺掉榼頭師，便不由分說，將榼頭師推出斬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見榼頭師，左右侍從回答說：「已奉旨將此人殺掉了。」梁武帝聽罷，後悔不迭。
時代風氣
由於梁武帝雅好詩文，大臣們紛紛效仿，甚至連赳赳武夫也能偶爾吟出幾句好詩來。天監六年(507年)，梁將曹景宗和韋睿在徐州大敗魏軍。班師回朝後，梁武帝在華光殿舉行宴會，為他們慶功。在宴飲中，君臣連句賦詩。鑒於曹景宗不善詩文，怕他賦不出詩來難堪，負責安排詩韻的尚書左僕射沈約便沒有分給他詩韻。曹景宗深感不平，堅決要求步韻賦詩。梁武帝對曹景宗這種不甘人後的性格早有瞭解，於是安慰他說：「將軍是一位出眾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詩呢!」當時曹景宗已經有一些醉意，就乘酒興再三固請。梁武帝不願再掃他的興，便命沈約分給他詩韻。這時詩韻差不多已經分完，只剩下「競」、「病」二字。在這種局限之下要按韻賦詩是很困難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會兒，便提筆賦出一首詩：「去時女兒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詩寫得自然流暢，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凱旋慶功的實際。此詩一出，語驚四座，文人們自歎弗如，連梁武帝也感歎不已，特命史官記入國史。
在梁武帝的影響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業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南史》作者李延壽評價說：「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這句話頗能反映當時的實際。
書法造詣
梁武帝在書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詣，可以在古代善書的帝王中排上前幾位。即使拋卻他的帝王身份，以一個書法家的標準來評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觀之處。梁武帝當時常與陶弘景探討書法上的話題，陶弘景擅長行草書，師法鍾繇、王羲之。二者間的對話被整理為《與梁武帝論書啟》流傳於後世，成為書法史上的經典典籍之一。同時梁武帝還是歷史上第一個大力推崇王羲之書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聲名往往被其子王獻之所掩。也因為他的推崇，從那時的梁朝起，興起了第一波學習「大王」書法的風潮。同時梁武帝還留下了《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答陶隱居論書》、《古今書人優劣評》，四部書法理論著作，都是歷代書法理論典籍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