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周恩來是「鴿性」與「鷹性」完美統一
生肖民俗
大凡是偉人，都有多側面的性格結構。如果說毛澤東的性格表現為“虎氣”和“猴氣”的疊現，那麼周恩來的性格則表現為“鴿性”與“鷹性”的統一。
周恩來一生將中國傳統儒士的溫文爾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激越情懷集於一身，既是鬥士，又是調和者；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多變；既關注目標，又清醒實務。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同時他又是尖銳嚴厲甚至是冷酷無情的。日本學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來》中，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他的體內”。
周恩來多側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家庭的影響。他自己曾經回憶說：“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這一部分。”文靜與爽朗只是周恩來諸多對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對，或者說只是他性格結構的基本色調，他豐富多彩的性格內涵更多地來自於長期政治鬥爭的錘煉和沉澱。
美國作家羅斯·特裡爾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性格作過比較，他認為毛澤東的性格雖然是多側面的，但其各種性格特質未能達成一種平衡，“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像周恩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徵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看法與此類似，他確認毛澤東性格的各條經緯線沒有能像周恩來那樣編織成一個整體。在扮演錯綜複雜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來一樣，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付裕如。而周恩來卻可以扮演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個，或是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為周恩來有如此豐富而平衡的性格結構，所以單從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來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周恩來。
周恩來凡事不走極端，善於統一矛盾。但他並不是不講原則的“和事佬”，特別是在對敵鬥爭中，他在原則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令每一個對手無可奈何。在與蔣介石馬拉松式的談判中，他始終堅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性，蔣介石要他同意交出軍隊和政權，比登天還難。
周恩來溫文爾雅，處世隨和，盡量不傷人情面，但他也並不是“軟骨頭”。南昌起義時，他敢以不容置辯的語氣回敬共產國際以及從中作梗的張國燾，提出“我們必須立即行動起來，暴動斷不可推遲，更不可停止。”懠甚至以辭職相威脅，逼得張國燾只好讓步。
周恩來處事非常謹慎，沒有把握決不輕易出手，但一旦時機成熟，他也不會錯過一分一秒！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稱其隨時保持著出擊的姿態，以便伺機猛撲過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義成功，便是周恩來把握時機的傑作。陳獨秀說時機尚未成熟，而周恩來則認為時機已完全成熟，並毅然決然地發動了這次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多側面的性格使周恩來能應付各種不同的生存環境，把自己的潛能發揮到極致。共產主義理論家的堅定 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個歷史時期的機會，並經受住政治上的打擊和物質上的困難；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為億萬中國人心目中“咱們敬愛的周總理”；現實主義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夠準確地估計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風雲方面的潛在勢力；調和者的機警和謙遜，還使他能夠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災難性的事件中，把黨和國家維繫在一起。
中國人崇奉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種則是孟子心儀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兩種人格相互映襯，又相互補充，像兩道交織的光環，又像兩座高聳的雪嶺，吸引著孔孟後學為之趨赴。
中國歷史上將“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於一身的可謂鳳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諸葛亮，當代則首推周恩來！
孔子對“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樣，綜覽起來不外是溫文爾雅、謹言慎行、誠實厚道、彬彬有禮。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徑則為內省式的、收斂性的。與之對照，孟子設計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現為“居天下之廣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對君子來說，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徑則是張揚式的、開放性的。無論是君子的品格，還是大丈夫的氣質，都可以在周恩來身上找到它們的影子。
詩為心聲，知人論世，觀詩最為切要。周恩來早年的兩首詩作，最足以反映他對“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雙重傾慕。
早年周恩來在致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群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這種退讓為懷、甘願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虛懷伴隨著周恩來的一生。虛懷的品格輔之以臨事而慎、誠信不欺，使周恩來進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來東渡扶桑，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行前，周賦詩一首以壯行色而明本心，他寫道：“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詩中表現出的沖天豪氣和執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懷嗎？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對周恩來投身刀光劍影的共產革命不理解，或者認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與共產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認為他抓住了一個表面動人但實質上不適用的意識形態，但不管人們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來都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路，並為之忍勞苦制嗜欲，不達目的不罷休。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恩來又是直道而行、寧折勿彎的大丈夫。
周恩來早年便喜歡拿諸葛亮和曹操相比較。他認為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綸巾、寧靜淡泊、以德服眾，鑄就了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吒風雲之氣、堅忍不拔之操，乃是諸葛亮之所以為大丈夫的表徵。曹操人格就不如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來看來，曹操稱得上是大丈夫，但無資格躋身君子、聖賢之林，因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詐為利，以偽為真，予人以可譏可恥之據。周恩來仰慕諸葛亮，諸葛亮的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周恩來終身的座右銘。
周恩來的君子人格集中體現為濃烈的人情味，人們首先將他作為一個深富感情的人來看待，然後才把他當作一個共產黨人來看待。周恩來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產黨員不是六親不認的。”1939年，周恩來回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特意抽空拜訪了祖父周攀龍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來去祭奠家族的墳地。按照老規矩，他對家族首腦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慶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給了我一切的母親的墳塋在日寇佔領的浙江。我是多麼希望能夠馬上回去給她老人家掃墓呀，這是一個獻身革命獻身祖國的遊子可能為自己的母親所做的最起碼的事。”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來的大丈夫人格則集中體現為對理想的追求。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種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種利誘，更可以忍耐數不清的艱難困苦。大革命失敗後，他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南昌起義，另起爐灶；抗戰時期身處國民黨陪都重慶，財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來不為所動，而對延安的黃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蔣介石為不能收買籠絡周恩來感到相當的遺憾。
周恩來就是這樣，既為溫文爾雅的真君子，又為浩氣凜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難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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